唐初弘文馆整合与文学建设

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对弘文馆进行了重要调整和建设,使其地位和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弘文学士不但撰述编纂以辅佐文治,而且领掌王言制诰参与政治决策。由于弘文馆是在整合了不同的学士集团后组建而成的,而弘文学士又分别来自文化背景不同的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大地域,所以其馆就成为贞观初年各种异质文化汇聚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唐初文化整合的最高平台。它不但对唐代的文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文学思想的形成、诗艺建设与文学创作活动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唐朝弘文馆:贵族学校及图书馆——兼谈其为弘扬中华文化之馆

为完成省级课题:协调好建设大西安与保护历史文化遗址之关系,且进行文化自信之学术探讨,并开发新型旅游文化资源,亲赴大明宫进行实地调研,且检索古今文献、综合分析后认为:建筑群遗址中的弘文馆为唐朝具有多种职能的部门:图书馆;贵族学校(高干子弟学校);儒家文化研究教育场所等。古文献载:"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严格,礼仪轻重皆参议焉。"此文献说明:"弘文馆是一个集文献管理、教学、咨询为一体的机构。"而咨询的内容多为皇帝与大学者们探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

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卷,上起两晋,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写经卷子,并且有很多写经卷子有抄经者以及年月的题记,为我们了解唐代经生及其书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今就相关问题作一探索。

《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与诗歌编年新考

《翰林学士集》所录诗作皆标明职官,为考其编年和诗人生平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学界对该集题名职官、成诗年代等尚存争议。对其中争议较大的《四言曲池酺饮座铭并同作七首》、《五言七夕侍宴赋得归衣飞机一首应诏》、《五言侍宴延庆殿同赋别题得阿阁凤应诏并同上三首并御诗》、《五言奉和浅水源观平薛举旧迹应诏令同上五首并御诗》进行考辨可知:四组诗歌分别作于贞观二年九月、贞观四年七月、贞观十七年十一月、贞观二十年八月;《翰林学士集》的题名职官基本属实,不可轻易否定;许敬宗绝非《翰林学士集》编者。

“问道”从“问史”起:一所学校的文化传承与发展

江苏省泰州中学从历史文化中寻求学校发展之道。一是文化寻根,通过研究校史、研究先贤,吸吮书院文化的营养,汲取先贤的教育智慧。二是文化传承,在吸纳传统精髓的同时,重塑时代精神,为学校确立"明理达用"的校训,明确倡导"负责任的教育"的办学理念。三是文化发展,既注重保持优良传统,又致力于创新,弘扬"追求卓越、自强不息"的学校精神,追求"平和从容、博雅大气"的办学风格。

《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的传播过程考订

《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是研究朱子学的一个重要善本,然自1982年出版以来,始终未明其传播过程。本文旨在厘清其传播源流:古写本的底本,即《徽州刊朱子语类》当于成化十七年至十八年(1481-1482)传入朝鲜,于正德十年(1515)刊行于世。在壬辰倭乱或丁酉再乱之时毁损,仅余孤本传入日本,藏于尾张藩文库,于1639前后为红叶山文库珍藏,又于明治维新年间(1867-1889)流入书肆,辗转为楠本正继所得,最后捐献于九州大学图书馆。

大明宫西夹城与翰林院学士院诸问题

从1957年3月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唐长安大明宫断续进行了30多年的勘测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由于年代久远,物证匮乏,一些发掘到的遗址一时不容易准确判明其固有名称;同时,一些破坏严重的遗址,也很难准确地恢复其本来面貌。为使考古工作者能进一步做好大明宫的发掘和复原工作,我试想从文献角度对有关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以供专家们参考。

王溥和会要体史书

一会要体史书在唐以前未曾出现。唐德宗时,儒学名士苏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从此,才有了会要这种史体。苏冕所修的可能是私书,未曾奏上,所以不见于两《唐书》德宗纪记载。到唐宣宗时,“弘文馆大学士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璲、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

唐代学校教育述略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学校教育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周予同先生认为:"唐代的学校制度,较诸中古的任何一代,复杂而完备。"(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他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学制的主要特点,就学制的完整性来说,唐代确实超过了以往各代,即便同处在中世纪的欧洲学校教育相比,也远远超过了后者。一唐代由中央直接设立的学校可分为二系,直系是中央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旁系是"弘文馆""崇文馆"和"广文馆"。此外,还有医学等。唐高祖李渊重视教育,初入长安时,就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义宁三年,又"

初唐四杰年谱摘要

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人。骆宾王的字、号,两《唐书》本传皆无明载。《金华府志》、《义乌县志》以及义乌《骆氏宗谱》收录的众多明、清人撰写的骆宾王传记、碑文,均称“骆宾王,字观光”。证以《易·观》“观国之光,以利宾于王”语,既名“宾王”,则取字“观光”,似属可信,今从之。义乌,本秦时乌伤县,建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唐武德七年(624),更名义乌,一直沿称至今。现为浙江省义乌市。

《常何墓碑》跋

常何是唐初名将之一,两《唐书》无传,事迹散见于纪传者仅数条,虽集掇亦难见端倪。1944年,陈夤恪先生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曾引用李义府撰《常何墓碑》,用以论证玄武门之变中常何之作用。1952年,陈先生又于《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节录《墓碑》,指出:李义府撰《常何碑》文“久佚,然为最佳之史料”(《岭南学报》第12卷第1期)。现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常何墓碑》写本照片,作跋于次,祈批评指正。《常何墓碑》写本尾残,不见立碑年月。《墓碑》称:“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撰”。李义府,唐高宗时宰相,两《唐书》有传。《旧唐书·李义府传》载:“高宗嗣位,迁中书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国史。

唐代图书馆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文化很发达的一个时期。在当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方面,曾起过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就不只是限国内范围。经过一千多年来的多次战乱和天灾,人祸的破坏,地面上除了那些质料坚实的砖石高塔、陵墓石刻、碑幢、石窟壁画、金铜造像。

中国古代编辑事业发展概况述评

隋唐是社会统一繁荣的时期,编辑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晚唐时,开始了书籍的雕版印刷,这对以后编辑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时,国家中央政府机关中常设的编辑出版队伍就非常可观。据《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秘书省有正字四人,楷书手八十人;弘文馆有令史二人,楷书手三人,拓书手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集贤院有直书写御书一百人,拓书手六人,画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史馆有楷书手二十五人,装潢直一人,“熟纸匠六人。中央政府专门开设史馆始于唐朝。史馆专修国史,并由宰相任监修,负责领导,又别调他官兼任纂修,下设修撰、司直,从事编纂工作,号曰史官。所修诸史,每部皆派定一人为主修,如魏征主修《隋书》,李百药主修《北齐书》等。隋唐以前,中国史书大都出于私家著述,虽有官修。

中唐的历史学家——刘轲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岭南是开发较晚的地区。唐代自张九龄开风物于前,接武者遂不绝于史。其中与张九龄同乡的刘轲,尤为秀出的人才,而且距张九龄的时代也最近。时光流逝,有些先哲仍然声名如日在中天,但有些人却已经淹没无闻。刘轲属于后者。作为韶关地方的先贤,今天知道他的人已没有多少。但在唐代,他甚至与同时代的文坛泰斗韩愈齐名。到清代,人们仍认为:“自张文献以文章为岭表开辟,继之者轲也”

唐马璘墓志铭述考

1995年元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研究室在西安市东郊洪庆镇田王村为配合向阳公司7063第二生活小区住宅工程而清量了一批汉、唐时期的古墓,马璘墓志铭就是在此次清理过程中发现的。这里地处灞河东岸,是西安地区历代古墓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多年来古墓发现不断,五十年代末期,就发现了唐独孤氏墓地,进入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初,这里发现的汉、唐墓葬达数百座。现就马璘墓志介绍于下:

唐代法帖钩沉

所谓『法帖』,就是后人出于保存、传播前人法书的目的,将前人优秀的手书墨迹钩摹到石版或木板上,经过镌刻、模拓之后所形成的复制品。『法帖』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初年,是随着《淳化阁帖》的出现而产生的,《淳化阁帖》最早的名称就叫《法帖》。不过。

楷书成形后书体演进史走向终结的历史原因初探——书法与印刷术关系之研究(续前)

三、印刷术初起于唐与汉字的定形于楷唐代楷书有着如此多的来自应用体制(如『官楷』地位)、科举需求(如书判取仕)、政府提倡(如国子监『书学』),弘文馆授业以及大量散落在中央与各地官僚行政机构的楷书手的活动,以及还有来自学术界的『字书』与书法界的结构用笔之法的研究,它堪称是空前这——没有一种书体如篆、隶、草,是能获得如此强大的支持的;但这能保证它『空前』,却未必能保证它『绝后』。换言之:这足足可以使楷书在唐代取得霸主地位,使篆、隶、草(行)黯然失色;

《兰亭序帖》祖本面目初探

《兰亭序》写成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墨迹长期秘而不出.唐太宗在贞观十三年(639年)购求二王书翰,"四方妙迹,靡不毕至"(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唯独未见《兰亭序》,"营于寤寐",乃有遣萧翼向收藏者辩才老僧赚取之说(何延之《兰亭记》).大约在贞观十四、五年间获得了这一稀世之珍.唐太宗将《兰亭序》帖收入府内以后,曾命弘文馆榻书人冯承素。

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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