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兴”的革新解读——试论弘治时期的士大夫理想实践

“弘治中兴”是自明代以来史学界用于界定明孝宗统治时期(公元1488-1505年)的特定术语,它代表着史学界主流观点对于明孝宗治下达到的“盛世”^[1]局面的认可。^[2]对“弘治中兴”的政治实践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同明代弘治时期士大夫政治的极盛是分不开的;皇权引导下的士大夫政治在现实政策上进行人事更新和加强监察为主的吏治澄清;在对皇权的约束上强调君德观念的复兴;在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上要求渗透民本观念。“弘治中兴”因士大夫政治盛行而成为理想实践的标杆,表现出士大夫的精神旨归。

从弘治碑看孔庙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发挥

一则乾隆怒拆孔庙明御碑的传说,引出了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交流融合。不同民族之间互有称呼,维护自身的民族政权利益,但随着多民族的共同发展,最终消弭于多民族大家庭的共存共荣里。传说本身虽不可考,但其背后所反映的民族冲突与交融,映射出多民族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孔庙及儒家思想在推动中华民族繁荣复兴、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值得思考、研究与借鉴。

“弘治中兴”的另一面——略论明孝宗统治的弊政

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期间,针对上一任帝王在施政方面的失误采取了积极的整顿措施,社会出现了短暂的安定局面,这一时期贤才辈出、君臣关系融洽,世人对“弘治中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中兴治世”的背后却有着另外一幅景象,性格仁厚的明孝宗也有着“叛逆”的一面,如宠幸权臣,信用宦官,厚待、纵容外戚,醉心佛道,中年怠政等弊端对王朝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个被赞誉良多的盛世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危机?本文试从弘治一朝的弊政入手,展现出“弘治中兴”的另一面。

《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

《三国志通俗演义》当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六年左右。主要依据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两件资料：一是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所载庸愚子蒋大器于弘治甲寅为该书写的序文；一是郎瑛《七修类稿》中的两段文字。还可以见诸《明孝宗实录》的一则材料作为佐证。而在目前学术界中仍占主导地位的“元末明初说”则有种种漏洞，难圆其说。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南曲之盛行与曲文学创作之复兴

学界论曲,从无人将成化、弘治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加以研究,也从无人将这一阶段的戏曲、散曲结合观照。因此,成弘时期作为明代曲文学复兴的一个完整阶段以及阶段性特征便隐而不彰。本文认为,成弘时期是明代曲文学复兴的时期,成弘间曲文学的复兴,以世风奢华、家弦户诵的享乐之风盛行和文人主体精神的高扬为前提条件,以文人重视南曲创作为重要标志,以戏曲散曲共兴、南曲北曲并行且南曲盛于北曲为基本事实。成弘间曲文学的复兴与其后正德、嘉靖年间曲文学的鼎盛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将这两个阶段分别研究,更能清晰地见出明代曲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

弘治初年祀典厘正论初探

明初制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祀典体系在永乐以后逐渐变化。抵弘治初年,一批士大夫针对祭祀体系中积聚已深的佛、道、杂神崇拜等因素,要求废弃不符合明初祀典精神的祭祀对象、汰除渎礼、清理祭祀方式和人员。其批评的现象主要是各种渗透于国家祀典的非儒家信仰活动,批评的行为主体则是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孝宗对士大夫厘正祀典的呼吁略示赞同,但并未认真采纳。尽管如此,弘治时期国家祭祀活动,仍是明中叶最接近洪武旧制精神的。明中期关于祭祀体系的这场争论,反映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儒家信仰与佛、道以及杂神崇拜等观念的深刻冲突,此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内在特征。

“弘治中兴”中的朝廷人事格局

"弘治中兴"在明代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而此时的朝廷人事格局既是这一"中兴"局面的表现,也是其至关重要的根源之一。从体制层面看,弘治时期的三人内阁及部、院分司要职的制衡互补格局有利于平衡和稳定局势。从人事情形看,弘治君臣具有共同的致政意识与追求,彼此又以其不同的个性及为政风尚形成互补协作的局面。其时朝廷要职任用得人,君臣之间、阁臣及诸卿之间较为协调的风尚。由此弘治时期一改成化以来朝臣纷争、朝政混乱的局面而形成俊贤登用,朝政相对稳定清明的局面。

明弘治、正德时期吴中文学思想的新变

在明代弘治、正德时期的文学思想新变中 ,吴中作家表现尤其突出。他们之中 ,有追求个性自由者 ,如史鉴、桑悦、祝允明、唐寅等 ,也有受北方诗文复古风气影响而追求格调者 ,如徐祯卿、黄省曾、陆深等。追求个性自由者得益于吴中独特的地域文化 ,表现出明显的求适意、重真情的倾向 ,同时也受限于地域环境 ,未能立即产生广泛影响 ;受北学影响者能突破地域文化之局限 ,调剂南北文风 ,产生了较大影响 ,并将重内心感受的倾向引入诗文复古思潮 。

弘治己未科场案真相再探

弘治己未科场案改变了唐寅的人生轨迹和创作道路,对其真相的探索成为唐寅研究和科举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明孝宗实录》大致完整地记载了科场案审理的过程,弘治帝出于维护老师程敏政的目的插手了案件的调查,从而引出了科道官员要求公论与皇帝满足私心之间的博弈。尽管此案以双方妥协的方式了结,但对审理内幕知之甚少的唐寅、徐经二人却始终觉得自己遭受了迫害而含冤衔恨。与程敏政确有私下往来的徐、唐二人正好遇到了初出仕途有志"杜私门"的华,于是才有了那场轰动一时的科场案。

“弘治中兴”:基于明代文学发展史意义上的考察

与史学界对"弘治中兴说"的争议不同,文学界一致认同"弘治文学复兴"提法,却一直缺乏细致梳理和深入考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明中期的文学成就。"弘治文学复兴"局面主要表现为作家队伍不断壮大、文学交流十分频繁、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成果丰厚,其成因得益于该朝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文学内部不断清算台阁体弊端的种种努力。弘治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既反拨明前期台阁体文学,又开启明中期文学复古浪潮,为中晚明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明中期乃至有明一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遵从“实录” 还原真相——明代弘治己未科场案再考

明代弘治己未科场案,根据此案当事人徐经的供述,主考官程敏政与举人徐经、唐寅的关节是实,而明政府对其各自所定的罪名和处分,实际都是从轻。对华昶的判决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主要与弘治皇帝对程敏政的曲意回护有关。

关于“弘治中兴”之评价问题

明孝宗朱佑樘的"弘治中兴"自明清以来就是一个为学者所争论不休的话题,褒扬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文章分析了弘治朝的功过是非,认为所谓的"弘治中兴"名不副实,它只是一个短暂、勉强的"治世"。尽管存在诸多弊政,但是明孝宗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弘治朝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却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

《弘治宁夏新志》成书年代考

现藏于宁波天一阁的《弘治宁夏新志》刻本,普遍认为是成书于阴弘治十四年,(1501年),由当时宁夏巡抚王珣主修,宁夏乡儒进士胡汝砺编纂。对此,历代各家史志目录书籍以及现存的《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等志书多有著录和记载,明弘治十四年确曾编修过《宁夏新志》。问题在于,现藏于宁波天一阁的《弘治宁夏新志》是否成书于弘治年间,关于这个问题,一些专家、学者早有论述:

天一阁博物院藏弘治《浑源州志》考论

弘治《浑源州志》作为浑源现存最早的官修方志,是目前山西省现存最早的明代方志之一,目前仅藏于宁波天一阁博物院,为海内外孤本,现已入选第六批全国珍贵古籍名录。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史料研究认为本志成书于弘治七年,由杨大雍采辑资料、浑源知州董锡编集、乡绅孙逢吉校正,基本遵循永乐年间颁布的志书体例,并至迟清代初年就已入藏天一阁。第五卷《艺文志》中保存有大量元、明时期的墓志碑记,不仅可以补《全元文》之遗漏,还为研究山西北部地区人口迁徙和家族发展状况提供文献支撑。此外大量明代题咏北岳的诗文碑铭,既有助于分析浑源地方社会官民心理状况,也为探究北岳移祀事件提供史实细节。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翰林院作家追随宋代诗歌略论

在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翰林院馆阁文学创作出现了宗宋的现象,在翻写宋人诗文、学习宋人诗歌创作的多种体裁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追摩宋代馆阁作家的意识,尤其在以在宋代流行的集句诗的创作上,翰林院作家都明显地体现出宗宋的倾向。

明弘治时期的藩王赏赐与国家财政

明弘治时期对藩王赏赐数量之大,是前几朝所罕见的。赏赐的内容大体上有土地、盐引、课钞、之国费用及王府修建费用等。这些活动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被大量侵夺。针对藩王赏赐产生的财政问题,明廷想出一些办法和措施给予补救,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措施收效不大,藩王赏赐的后果已是积重难返。因此,弘治时期是明代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重要转折点。藩王赏赐活动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是国家隐患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治中兴"的说法实际上很难成立。

弘治到康熙间唐诗品评特征概述

弘治到康熙间的唐诗品评,涉及评价角度、评价模式和大量的概念术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这一研究范式在现代传承并产生影响。这一时期的复古论唐诗观和"师心"论唐诗观各有自己的理论内涵和价值特征,它们共同表现出弘、康间唐诗观在理论重建和发展语境中的基本文化品质。

明史研究的新成果──《弘治帝》读后

明史研究的新成果──《弘治帝》读后林延清弘治皇帝朱樘是明朝的第九位君主，在位期间对社会发展起了较好的作用，是有名的守成之君。对弘治帝的研究和探讨，历来为史学界所关注。李梦芝先生撰著的《弘治帝》一书，近日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九卷，二十一万字...

从弘治岳刻本看《西厢记》的原貌

弘治岳刻本是《西厢记》现存最早的完整刊本,也是现存较早对杂剧分折的戏曲文本。它存在两种“折”:一种是将一套曲作为一“折”,全剧共有二十一折;另一种则是夹在正文中的“注释”将一卷(含四至五套曲)作为一“折”。将《西厢记》分为五卷二十一折,可能是从弘治岳刻本开始的。而其正文“注释”中的五折划分,应该是其底本如此。弘治岳刻本分折的事实表明,杂剧文本分折发生在嘉靖之后的看法需要修正。弘治岳刻本对其底本的“新刊”表现在:正文每页上半的绘图、参订编次(分正文为二十一折)、大字魁本等,其余则“谨依经书”,改变较少。弘治岳刻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王实甫《西厢记》的原貌,以它为基点,并参照万历之后的刊本,可以确定现存明刊本中的一些内容实为明人所掺入。

弘治本《西厢记》“释义”征引类书考

明弘治年间岳家刻本《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在戏曲研究界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对于这个本子的"释义"却鲜有探讨。笔者检核发现,该书"释义"的主要特征是征引类书,且多有混乱,具有通俗读本的特点。通过对"释义"所征引类书的考察,还可进一步推断"释义"编撰于明初建文到弘治十一年这近一百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