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边疆危机与清廷对东北的弛禁和全面开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东北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边疆危机。清廷被迫放弃封禁政策,转而对东北实行移民实边,完成了封禁———弛禁———全面开放的转变,从而使得东北土地至清末基本得以全面开发。这一事件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禁弛之间的博弈：元代酒禁政策与弛禁

元代自然灾害频年发生,导致粮食供应紧张,而酿酒耗粮巨大,因此政府屡次下令实施酒禁,前后达七十余次,为历朝之最。元代酒禁政策的内容既包括禁酿、禁饮、禁市等取缔社会酒类消费行动,也包括国家实施榷酒政策以垄断酒业经营,禁止民间私酿、私酤。酒禁政策呈现出救荒性、区域性、时段性、特权性和灵活性等特点。酒禁政策的实施,对于缓解粮食危机,改善社会风气,稳定统治秩序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不便,影响到政府的赋税收入,制约了元代酿酒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屡禁屡弛。禁弛的反反复复,实质上反映的是政府对国计民生的利弊权衡,是牵涉国家根本利益的博弈之举。

耆英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基督教弛禁略论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改变了其持续一百二十余年的传统禁教政策,形成了这一时段的对基督教的有限弛禁政策;当时负责主持外交的耆英对清政府基督教弛禁起了促动作用;其原因有二:一是时势所迫;二是耆英对基督教的合乎理性的认知所致。

鸦片战争前“严禁论”与“弛禁论”异同研究

鸦片战争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帝国的大门被所谓西洋"蛮夷"的坚船利炮所叩开,从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作为此次事件的一个重要导火索:禁烟问题。现在的史学界主要观点则将清朝内部统治阶级分为以林则徐和黄爵滋为代表的"严禁论",以及以许乃济和穆彰阿等人为代表的"弛禁论"。当我们细细思索这两派的观点时,发现其既有解决国家困境的相同点也有代表各自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点。

评许乃济弛禁主张——兼与钱昌明、王中茂同志商榷

对于一八三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所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及其附片,过去一直把它作为弛禁论的代表作而加以批判.近年,有同志对许乃济在该折中提出的弛禁主张,重新作了评价,给予肯定,并指出以往论者对许乃济弛禁策的批驳,只不过停留在一个半世纪前许球的水平,“十足是一种高调,全仗政治上以势压人而已,完全谈不上什么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究.”(钱昌明:《重评许乃济的弛禁策》,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9期,以下简称《重评》.)有的同志说:“这个主张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桢上奏拥护外,举朝无有任何异议”,以此作为弛禁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弛禁派”新议

史载,鸦片以药材纳税报关进口,约始于明万历年间。然其泛滥猖獗,实在清代后期。清廷为根除鸦片流毒,于1800年下诏停止进口鸦片,并累谕各地方官查拿鸦片走私、擅种罂粟及吸食鸦片者。但终因吏治败坏,颓风难挽,禁烟法令形同具文。1835年,外国鸦片向中国输入多达三万余箱。不少地区罂粟田连阡陌,而且开设烟馆和吸食鸦片者大都逍遥法外。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对禁烟持不同意见的争论。有人要求变通解禁,放松限制;

浅析康熙朝中期的弛禁政策

康熙一朝的禁海政策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早期侧重严禁,中期侧重弛禁,晚期侧重局部禁海。本文着重研究康熙朝中期的弛禁政策,分析其实施这一政策的原因、过程、及其内容。从而更好地领会当时执行这一政策的重要性。

晚清禁毒法制的观点博弈与现代变奏——从“严禁”与“弛禁”之争说起

禁毒战略的选择决定了禁毒法制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晚清禁烟运动中,严禁派与弛禁派的论战是中国禁毒史上一次重要的理论争鸣,也是我国首次就禁毒战略的选择而展开的全国性大讨论。二者分别提出了"从重从快"的严禁模式和"以毒攻毒"的宽缓思路,前者流行于我国当前的禁毒实践中,后者成为西方毒品合法化政策的雏形。从晚清禁毒战略变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既要避免情绪化的治理模式,也不能停留于形式化的解决路径,须贯彻综合治理和多元施策的禁毒方针,区分毒品消费和毒品犯罪的立法评价,平衡效益追求与公益实现的价值矛盾,完善政府主导与社会动员的工作衔接,这才是禁毒法治完善的应然要求。

有关“弛禁派”的几个问题

弛禁派是在自雍正年间起历经百余年对鸦片严禁无效的情况下出现的;弛禁派认为既然严禁无效,弛禁至少可以解决白银大量外流和胥吏巡船因鸦片走私而索贿舞弊两大问题;清廷大臣对禁烟问题有弛禁、综合治理和严惩吸食者三种意见;弛禁派在实际行动上均能按朝廷谕令严厉禁烟;事实证明弛禁主张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救国之术。

19世纪中英鸦片贸易合法化探析

由于吸食鸦片，中国人曾被称为“东亚病夫”。近代鸦片为祸中国的重要转折点，就是１８５８年的鸦片贸易合法化。探讨这一问题，对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关于禁烟问题的论争中许乃济主张弛禁的理由是什么?是否仅系他个人的主张?我们对他应该怎样认识?

许乃济对于鸦片问题的主张,详于他一八三六年六月十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奏折(夷务始末卷一)。他认为:「洋银有出而无入」,「银价有增无减」,「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胎害将不忍言」。他又看到,绝市不能,闭关不可,查禁无效,徒法不行;所以主张「仍甩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赏」。鸦片弛禁是否人民受害,他以为「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轻耗户之虞」。「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才备用。

银荒问题与道光朝士大夫的“以货易货”主张

道光时期,由于鸦片入口而导致了严重的银荒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士大夫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严禁派和弛禁派各有不同的主张,但却都把以货易货作为解决银荒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内容上,严禁派的以货易货主张主要偏重对鸦片以外商品的交换方式的控制,弛禁派的以货易货主张则以鸦片为主要内容,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利益出发点,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道光时期人们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晚清烟政与利益博弈

晚清的禁烟政策大抵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的演变:严禁——明禁实税——以土抵洋——严禁。最开始的严禁政策源自道光帝对鸦片危害国本的担忧,但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严禁已不可能,于是改为明禁实税的柔性约束政策。在洋烟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以土抵洋的政策在当时更像一种以毒攻毒的策略,然而就长远来看,它不啻于缘木求鱼。通观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利益逻辑始终贯穿其间。在此视角之下,所谓严禁和弛禁的标签变得模糊,晚清禁烟政策的流变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利益博弈的结局。

许乃济思想新论

许乃济(1777——1839),字叔舟,号青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曾在嘉庆、道光两朝先后任给事中、广东按察使、太常寺少卿等职。1836年6月10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大胆地向道光帝上了著名的《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

鸦片战争时期的黄爵滋

【正】 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他1823年考中进士,曾一度任职谏台,关心民间疾苦,为官清廉,做过庶吉士、编修、给事中。1835年,他以“遇事敢言”,为道光皇帝赏识,特擢为鸿胪寺卿。1839年左迁为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1843年,他因父逝辞职回乡。

“奭公德政碑”与清末东北秧参管理

秧参种植向来为清政府所禁绝,在清末发生转变。在光绪六年(1880)秧参弛禁,奉天、吉林等地对秧参征收课税,秧参种植成为一项合法的事业。位于辽宁宽甸县的"奭公德政碑"记录了当地秧参种植户反抗官府征收苛捐重税的历史,见证了秧参种植的由"禁"到"弛"的变化。这通碑还反映出清末秧参管理存在私征瞒报税收问题。在官方厘定税收之后,问题逐渐解决。

浅谈清代流民对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

清代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历经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九朝,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清代流民在这近三百年中做出了突出贡献。顺康时期,清政府虽然是针对辽东地区日益残破的局面而提出"招垦"政策,但从客观上却为吉林地区农业的开发奠定了基础。经过雍乾嘉时期的"封禁"政策,再到道咸同光时期由局部的"弛禁"到全部的"放荒"政策,广大流民为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过程中他们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单一到多元:东汉前中国渔业产权演进的动态考察

东汉前中国渔业产权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部族时代,渔业所有权随着"最高共同体"在聚落——部族——国家的不断发展中获得纵向提升,舜时设"虞官",禹时定"鱼贡",个体拥有经营权和收益权,服从"最高共同体"的管理,按时纳贡;二是封建时代,讫自春秋战国周王室衰落诸侯崛起,"最高共同体"分散的同时渔业所有权下降到各诸侯王室,个体的经营权和收益权能够保证,同时需向王室缴纳鱼税;三是秦汉帝制时代,渔业资源秦时由皇室"少府"掌管,至汉沿袭且"地方官府"分之。两汉之际渔业政策多次弛禁,个体的渔业经营权和收益权不能保证,朝廷数次蠲免渔业"假税"以赈饥荒彰显德政。"最高共同体"的政治强制度化影响是东汉前中国渔业产权发展演进中的重要特征,尤其是秦汉时期渔业产权"国有性质"益发凸显,产权私有化尚未露端倪。

鸦片战争前夕禁烟问题新议

鸦片战争前夕的禁烟问题,如弛禁派与严禁派的争论问题,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问题等等,是近年来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拟对弛禁派的评价和林则徐从“重治吸食为先”的禁烟方针转变为“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的禁烟政策的得失略陈管见,以参加讨论,并求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