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研究第一书——张亚雄和他的《花儿集》

1940年,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了张亚雄编的<花儿集>.对于当时的歌谣学界来说,这意味着该领域又增加了一部专门研究西北地区歌谣的新著,但对于日后成为民俗学、音乐学界"显学"的花儿研究来说,它却是第一部内容丰富也有深度的专书,是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

中国采“花儿”第一人张亚雄

遥远是可以倾听的。倾听遥远,我们才能涉过身边这条凝重、怪诞、浮华的历史之河,到源头见识人类童年迷人的清澈与生动。当你心灵的听觉挟山超海,飞越都市的喧嚣与烟尘,来到黄河母亲的上游,你会听到沸腾的金波铜浪中,跳荡的羊皮筏子上,筏客子声震高天,鸣彻峡谷、苍凉惆怅的野歌直接冲着你的心说话。

张亚雄的“软办法”、“硬办法”

一只翅膀的鹰飞不上天,不抓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也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盛昌齿轮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亚雄对此有她独到的见解和体会。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开会、谈心固然是很重要的形式,但是张亚雄认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绝不限于这些方式。事实上,凡是能够影响员工思想情绪,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的方式,都可以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

论西北民歌“花儿”研究的新视角

音乐地理学对于西北民歌“花儿”音乐研究的视角主旨应该是“老话题,新视角”。一、老话题近百年在对“花儿”歌种进行研究探讨的过程中,对“花儿”流派的界定众说纷纭,有以下几种称谓：（一）对不同地域传唱花儿的称谓———“派别”见于1940年张亚雄编撰的《花儿集》专著之中：“陇上（笔者注：作者或又称为‘三陇’即指甘肃、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花儿”有两大派别,

“花儿”与“少年”辨析

本文通过对洮岷“花儿”和河湟“少年”的对比、分析,旨在论证这样一个问题:洮岷地区的山歌叫“花儿”,河湟地区的山歌叫“少年”,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民歌形式,其区别有如“花儿”之比藏族情歌“拉伊”,“少年”之比汉族山歌“爬山调”。因此,不能将二者归结为一源之二流,更不能在此前提下开展对二者的研究。

宁夏回族民歌初探(下)

四 宁夏回族民歌中,还有一类是以叙述故事情节、刻划人物形象为主的歌谣——或者叫民间叙事诗——或者叫故事歌。它在表现回族生活方面内容更为深刻。这类叙事民歌的题材主要依据本地区发生的真实故事,通过“花儿”或其它民歌形式把这些事件传唱下来。已经整理发表的有两部:固原地区的《吆骡子》(赵玉如搜集整理,曾以《尕妹是凤凰阿哥是鹰》为题在《朔方》一九八○年第四期删节发表)和银南地区的《红杜鹃》(张树林搜集整理,

丁如兰的乡间性情与莲花山花儿的艺术流变

莲花山花儿自袁复礼于20世纪20年代发现,经牙含章、张亚雄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梳理奠基;再到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本土学者宁文焕、汪鸿明、丁作枢的学术构建,加之柯杨、郗慧民、魏泉鸣等以传统理论、西方文论进行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期。丁如兰(1922~1981年)生活在民国、共和国两个时代,终身所唱皆以个人性情、乡间情怀为主题,走兽飞禽、虫鱼花鸟皆可入歌.

站在开放的前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共产党人素描

20世纪末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注定要承担这样的使命:领导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与落后,以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创业者的魄力、胆识和才华。 1984年,天津的一批共产党员在渤海湾边的一片盐碱荒滩上,自觉地承担起建设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全新的事业。6年创业,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在这里兴办了200多家“三资”企业。这里,形成了投入1元人民币、引进2美元、

关于“花儿”的早期记载与研究活动

西北"花儿",以其五彩缤纷的靓丽,引起世人的关注。可惜在它早期的萌芽阶段和产生初期,限于历史的社会的世俗的多种因素的限制,很少留下文字记载。据甘肃学者王沛在《中国花儿曲令全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