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墨对话——张亦镜的耶墨观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提出的"基督教墨源说"对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卫道"著称的张亦镜从基督徒的立场阐述墨学观,比较耶墨的异同,发现墨子的"兼爱"观与耶稣的"爱人如己"毫无分别,然而,墨学与基督教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即"神人之别"。在此对话过程中,彰显了他的耶墨观的特点:宗教性、包容性、保守性和基要性。但是,正如"基督教墨源说"一样,张亦镜的耶墨对话有简单粗疏之嫌,只是停留在墨学与基督教教义表面上的相似和区别之处,而忽略两者深层的关系。因此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一旦发现墨学理论上的问题,这种耶墨对话也就会渐渐平复下去。

耶老对话——张亦镜的道教观

近代道教进一步衰落,由上层走向民间,对民间宗教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广大下层民众赖以依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因此,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之一是广大民众的道教信仰,他们认为道教是传播基督教的障碍,因此采取了"耶稣或老子"的对话模式,这种模式对中国基督徒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民国基督教著名文字传道人——张亦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批判老子的迷信成分,肯定《道德经》的价值,采取"耶稣加老子"的对话模式,从而达到道教基督教化。

近代中国基督徒眼里的观世音——张亦镜对观世音的认识

民国初年,随着佛教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基督教本色化的运动广泛展开,作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张亦镜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选择佛教中的观世音作为基督教对话的对象,他从佛教典籍中对观世音的来源、现身和女身进行考证,否定观世音的存在性和神性,从而否定基督教与佛教的融合,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并非中国文化,张氏的这种观点不免带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狭隘性。

上帝与孔子的对话:日与月乎?—以张亦镜为考察中心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当基督教进入中国时,如何处理这两种不同异质文化的关系,不仅是传教士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基督徒需要思考的问题。晚清至民初,以文字"卫道"著称的基督徒——张亦镜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提出了著名的"日与月"关系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耶儒之间的关系也由相通性向着二者的不通性转变。这种转变向基督教发出了重要的信号:国人对基督教的攻击已从单纯的文化冲突过渡到社会政治问题了,基督教的本色化问题也由"文化生根"向"社会生根"转变。

宗教、教育与国权——张亦镜与近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

收回教育权运动是近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矛头直指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面对教外人士的指责,以文字"卫道"著称的基督徒———张亦镜"挺身而出",从中国保守基督徒的立场出发对非基督教知识分子攻击教会教育事业的观点进行驳斥:否认教会学校充当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主张宗教与教育的统一,提出教育主权由教会中华人收回等观点。这些观点具有理性中充满激情、保守中又具开放性的特点。

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字布道观研究——以张亦镜为考察中心

张亦镜是民国时期基督教文字工作者,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字布道观,他认为文字布道者所肩负的使命,与以牧师为传道员的使命相同,都是"感悟悔改信仰";文字布道的内容,就是报章杂志主要登载与耶稣有关的文章,对于其他的学说理论只能"引为我所用",否则就是失职;文字布道的标准就是在布道过程中要达到"是否合上帝旨?是否为上帝所悦?是否能引人归主?"在这种布道观的指引下,他发表了许多有关阐释基督教的著作,对民国时期基督徒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帝与祖先的对话--张亦镜的祭祖观

祭祖是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相遇过程中争议的焦点。晚清民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面对长期困扰教会的祭祖问题,以文字"卫道"著称的基督徒——张亦镜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他从保守基督徒的角度阐释自己的主张:坚决反对祭祖,但又肯定祭祖的价值,并主张"基督化"祭祖方式,其目的在于向社会解释:做中国的基督徒,不是忘记祖先的不孝子孙,而是敬祖的子孙。

中国近代史上的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以张亦镜为考察中心

自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再次爆发以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非基督教知识分子指出:"神父牧师里头走,军舰兵队后面跟"。作为民国时期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张亦镜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否认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中国人自己种下的恶因所结出的恶果"。但是五卅运动以后,张亦镜受民族主义触动,其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认为"有一半是误会,一半是教会自召"。我们可以看出,张亦镜在尊重本国主权的层面上对五卅运动后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性质的非基督教运动抱有同情,甚至支持的态度;但基督教的特质以及他们作为受攻击者的身份,也使得他难以接受本国人那种"革命"的态度。因此,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中国基督徒如何整合身份认同与基督信仰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重大挑战。

民国广州基督徒知识分子与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以钟荣光、张亦镜为例

本文着重以两位基督徒知识分子为例,分析和探讨广州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努力。其中钟荣光是教育家,张亦镜是作家和编辑家。在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中,既体现了对基督教信仰的坚定立场,也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真诚守护,更体现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为融合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尤其是使外来的基督教融合进中国社会与人的生活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新文化源于教会论——以张亦镜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转型时代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清末民初,张亦镜站在基督信仰的立场上探讨基督教与民主、科学和白话文的关系,从文化交流的层面阐释自己的主张:民主来源于争自由之教会;科学出自上帝;白话文始于教会之先觉,最后得出结论:新思潮所标揭的各种主义统统都是从最旧的教会里头偷出来的。虽然这种认识局限于教会或者说"从教会里头偷出来的"观点可能值得商榷,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新文化运动应当值得肯定,或者说至少表明作为中国人对构建近代国家观念的参与,从而呈现出中国人认识近代思想的多面性。

反对国教:基督教在尊孔运动中的回应——以张亦镜为考察中心

尊孔运动是民国初年在孔教会和袁世凯政府积极推动下企图以国教的方式恢复儒学在中国传统地位的一场复古运动。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尊孔运动,作为基督徒的张亦镜以《真光报》、《大光报》等为阵地,坚决反对把孔教立为国教。他从基督教的角度回应尊孔运动的主张,指出:定孔教为国教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与信教自由相悖,与民主共和相违,并驳斥立孔教为国教的荒谬性,阐释自己的政教观。对于张亦镜与尊孔运动关系的研究,不但让我们观察到百年前宗教大讨论的复杂局面,也为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重建和走向提供思路。

丁光训的中国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

早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等一系列反"洋教"运动的爆发,基督教内部的一些开明人士如赵紫宸、吴耀宗、吴雷川、王治心、诚静怡、徐宝谦、张亦镜、谢扶雅等已逐渐认识到,只有首先从神学思想上去除基督教的"洋教"色彩,才可能让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扎根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