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真实立体的张伯驹文化形象——以《周口师范学院学报》《中原文化名人研究·张伯驹》专栏为中心

研究张伯驹这一历史人物,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现场,凸显其文化精神,剖析其文化人格,探索其文化心理,从而矗立起真实立体的张伯驹文化形象。为了建构真实立体的张伯驹文化形象,《周口师范学院学报》于2020年第6期开设《中原文化名人研究·张伯驹》专栏,吁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倾心致力张伯驹研究,迄今已经成为学界研究张伯驹的一个重要平台。

张伯驹书信研究

学术界对张伯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鉴藏、诗词、戏曲、书画等方面,对于书信尚未有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所引书信根据荣宏君撰《张伯驹年谱长编》一书整理,以张伯驹与友人等往来书信为研究核心,进一步对张伯驹交友、学术活动等进行探索,通过资料及文献查阅,力图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张伯驹。

编纂《木本水源——张伯驹家族史料初编及注释》的几点说明

对《木本水源——张伯驹家族史料初编及注释》一书的编纂体例、原则、方法等做出说明,标点正确,文从字顺,不曲解不误解作者原意,很好地体现作者写作意图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和坚持的原则。对“木本水源”的深刻内涵做出解释:除了表层的“木有根,水有源头”之意,还有重修家谱,敬宗收族之心油然生意,更有“学有本原”“敷政优优”“修身为先之本心”这些学养、为宦、修身等精神道德层面的深意。

“张伯驹研究丛书”:打开张伯驹千门万户

河南人民出版社每年出版很多新书、好书。为一位文化名家连续出版七本书,并持续推进,算是值得一记之事。2018年,在张伯驹诞辰120周年时,我们出版了张恩岭老师的三本书《张伯驹传》《张伯驹词传》《张伯驹词说》,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被誉为张伯驹12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的亮点。

张伯驹的书法鉴藏与捐献

一代鉴藏大家张伯驹,在书画鉴藏、书法、词赋、戏曲等领域为一代文人翘楚。以《故宫博物院收藏张伯驹捐献作品——中国古代书画作品集》和《烟云过眼》两本书编纂体例和辑录内容的差异为切入点,尝试从相关书法作品的鉴藏与捐献,以及书法史和书法学习的角度,从编纂体例、书法鉴藏与捐献、文章辑录等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讨论。它们是考察研究张伯驹先生鉴赏书法、收藏和捐献书法作品等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和资料。

论张伯驹词的佛禅韵味

张伯驹是我国现代著名词人,雅善倚声,名动中外。张伯驹一生词作数以千计,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等词集传世。《丛碧词》是张伯驹人生前期代表词集,几无佛禅意蕴;《春游词》已见张伯驹向佛端倪,词作已具佛禅韵味;《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是张伯驹人生后期之作,佛禅韵味浓郁,呈现“人生如梦”“随其心净”“随所住处恒安乐”等佛禅韵味,这是词人晚年思想和晚期词作的重大转变。

张伯驹早期爱国主义思想研究——以两首《换巢鸾凤》为例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伯驹虽长期身处沦陷区,但一直不改其爱国主义的初心本色。采取由景及情、由情达意的分析思路,从张伯驹对鹦鹉的真实描写入手,认为张伯驹赋予鹦鹉漂泊无依、零落江湖的真情实感,并在其中蕴含着他热切期盼王师归来、国家自由、民族独立的高尚情怀,以及对中华民族始终不渝、坚贞不二的爱国主义精神。

翰墨留青:张伯驹致周笃文尺牍

张伯驹(1898-1982)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收藏家。其人博学多才,诗词、绘画、书法皆精。诗人、学者周笃文从其老师刘盼遂那里了解到张伯驹的一些事迹。经人介绍,周笃文于1971年在北京后海张宅拜访了张伯驹。从那次见面后,周笃文便跟随张伯驹学习古典文化直至1982年。除了当面请教,二人还经常互通书信。

我给张伯驹先生当责编

张伯驹先生编著的《春游琐谈》和他与黄君坦合选、黄畬笺注的《清词选》,由我作责任编辑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原中州书画社)出版时,我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我跟张先生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事情要从1975年说起。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对出版工作作了最后一个批示,要求做好包括《辞源》在内的几种大型工具书和百科全书的编修事宜。年底,商务印书馆和中南四个省区为此成立了《辞源》修订班子。河南省《辞源》修订组成立后,编写词条需要查对极多的古籍。

“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研究综述

张伯驹是一代风流雅士,与张学良、袁克定、溥侗一起,享有"民国四公子"的美誉。他出身官宦之家,但一生苦乐参半,命运多舛。他与袁世凯有戚缘,曾以项羽乡人为荣,刻有"重瞳"印,后辗转东北,春游纪梦,晚年返京,家徒一时。他为人洁雅、爱好传统艺术,在诗词、鉴赏、书画、戏剧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造诣与影响。在诗词方面,曾被周汝昌誉为词坛之"殿军";在收藏鉴赏方面,他慧眼识宝,大同于心,为公收藏;在书画方面,他伉俪携进,自创"鸟羽体",被刘叶秋称誉"卓然大家"之风;在戏剧方面,他视剧如命、讲求神韵,曾被赠与"第一票友"的美名。他是20世纪集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词学家、京剧表演家于一身的集大成者,他是一座屹立在传统文化高原上的峻峰。

张伯驹春游词简论

张伯驹是中国当代一位博学多才的著名文化名人,在当代词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伯驹曾在《春游词·自序》中称:“一生半在春游中”,“春游”不仅是张伯驹词作的一个重要题材,而且是张伯驹一生思想感情的寄托所在。春游词是张伯驹词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值得深入研究。从张伯驹春游词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至1954年为第一个阶段,主要包括《丛碧词》中的春游词;1961年至1965年为第二个阶段,包括《秦游词》中的春游词;1970年至1975年为第三个阶段,包括《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中的春游词。

张伯驹研究辨谬

现在几乎所有言说张伯驹者,开篇总说,张伯驹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并认可"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1920年代初。可当时张伯驹的生活甚是平淡无奇,声名不著,也没有表现出一位"公子"应有的风范,作为张镇芳这位曾被判处极刑之人的儿子,是不会被人们列为"民国四公子"的;从组成上来看,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民国四公子"这样的组合。为了收藏文物,张伯驹时常一掷千金,有人就认为"张伯驹为抢收中华稀世文物而不惜倾家荡产"。事实上,从张伯驹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他非凡的学识与眼力来看,张伯驹收藏古字画,虽然花费巨大,但也不至于倾家荡产。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张伯驹因字画得罪了康生,其与陈毅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来往。其实并非如此。张伯驹曾说自己一生只和陈毅见过两次面。此外,所谓的"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说法。总之,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人物纪念,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切不可有意拔高。

论近代二公子词：袁克文和张伯驹

所谓“近代四公子”究为谁人，纷争落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满清宗室红豆馆主溥侗、张謇之子张孝若、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四中择二的歧异上，但另有两位的入选，始终不可撼动，这就是“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袁世凯之子袁克文（1890—1931，号寒云主人）和张镇芳主子张伯驹（1898—1982，号丛碧主人、冻云楼主）。

求善:张伯驹研究的价值追寻

张伯驹作为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具体的人,明确其时代定位、社会定位、家庭定位和生平定位,可以促使相关的研究工作目标清晰、人物丰满、内容充实。同时,张伯驹是一个深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熏染的文人,其身上处处彰显着传统文人的优秀品格,他既是传统文人的典范、爱国士人的标杆,也是一张文化高地上的亮丽名片。因此,遵循求善原则,不仅可以推进张伯驹研究的良性运行,而且可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天荒地老一真人”:论张伯驹词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高峰之一的张伯驹也是词坛重镇之一,因此自张伯驹人格构成入手,梳理他笔下的"新岁月,旧江山",并对"词人之词"等有关问题予以辨补,可以感受:为何在贫弱忧患交加的民国可以拥有大师奇才辈出林立的生态系统。

求全:张伯驹研究的目标指向

作为一代文化大家的张伯驹,其家世生平、艺术成就、爱国情操等诸多方面构成了一个立体、完整的研究领域,还需要学界以全面视角加以整体性的关注,还需要从全面收集张伯驹研究相关文献资料、全面梳理张伯驹研究史、全面整理张伯驹研究基础文献、全面拓展张伯驹研究方向、全面呈现张伯驹研究成果等方面,加强研究力量的投入,丰富研究成果的形式。

旷世奇人张伯驹 丛碧老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

张伯驹本身就是第一流的书画鉴定家，他眼光锐利，识力之高，为此行之翘楚，伯老之作为收藏家，与历史上的和当今的收藏家存在着胸次境界上的区别。

谁人有此闲情性——张伯驹与周汝昌交往史迹述略

词坛大家张伯驹与红学泰斗周汝昌因"红楼"而结缘,后续发展而为词学因缘,二人交游旁涉启功、夏承焘等人的轶事,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矿藏。缕述二人的交往史迹,于张,于周,于词史,于红学,都极有意义。

“是真名士自风流”——《大藏家张伯驹》主人公人格魅力

《大藏家张伯驹》这部传记文学,充溢着主人公张伯驹的人格魅力。他气节之高古,胸襟之坦荡,民族之情感,爱国之热忱,足为世人所景仰。他擅长诗词,热心京剧票友,嗜好法书名画,潜心古董收藏。他蔑视权贵,性情嫉恶如仇,禀赋不畏强暴,奋力保护国宝。他忘我奉献,不幸沦为右派,多年谪居吉林,最终"迟到发现"。

张伯驹:“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中国之有“四公子”一说，始于战国：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明末，桐城的方以智，如皋的冒辟疆，宜兴的陈定生和商丘的侯方域并称“四公子”。清末，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和丁惠康亦以“四公子”名世。到民国，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克文），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以及署理直隶总督张镇芳的哲嗣张伯驹被誉为“民国四公子”（坊间还另有版本：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