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思潮下出版人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张元济《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的启示

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下,出版家张元济为抗日救亡,用《中华民族的人格》简明通俗地回答了“何为中华民族人格”一问,疾呼以“仁”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此书在民国时期前后9次出版,激励着国民砥砺人格、团结抗日。从张元济在“民族复兴”时代理想前表现出的使命意识与实践智识来看,当代出版人需要担当使命、激动潮流,更要传承文化、与古为新。

作为“挚交”的编者与译者:张元济和严复的交往活动

考察张元济和严复的翻译出版实践,通过对两人年谱中交往活动的系统梳理,重访其“翻译出版交往”和“日常生活交往”的历史过程,评析编者与译者的良性互动,揭示其中含蕴的典范价值,以期为建构编者与译者之间品牌型的“翻译出版共同体”提供启发。

藉言存人:张元济、金兆蕃与续辑《槜李文系》——以上海图书馆藏《续辑〈槜李文系〉》稿本为中心

续辑《槜李文系》的编纂活动由张元济、金兆蕃及葛嗣浵发起,历时14年,是嘉兴地方文献的集大成之作。通过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中保留的批校信息,结合张元济、金兆蕃的相关信札,能够大致还原续辑《槜李文系》的过程,并揭橥诸人保存乡贤文献时的编纂思想。虽然张元济与金兆蕃最后未能如愿将该稿本付梓,不过他们“藉言存人”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成,他们的编纂和讨论过程也是研究地方文献时的重要借鉴。

张元济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从１９世纪末到本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张元济曾创建了三个图书馆，即通艺学堂图书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合众图书馆，以其丰富的馆藏为广大读者服务。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张元济

本文考察了张元济对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的若干回忆录,说明其回忆的背景,指出其不准确之处;并引证张元济当时的书信,以说明光绪帝召见之真实情况。从张元济当时的书信中,可以看到诸多内情:光绪帝力图革新的志向、对守旧官员的不满及总理衙门对于变法之不适应。

张元济的编辑思想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早年中进士,点翰林 ,激于时势,抨击时弊,参与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被革职.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他主张教育救国,启迪民智,苦心孤诣,矢志不移.在他的主持下, 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张元济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论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

论述了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包括张元济是合众图书馆的主要创办者、主要管理者和馆藏文献的重要捐献者,并对其教育救国等思想进行了分析。

藏书家张元济与涵芬楼

出生于藏书世家的著名出版人张元济先生,终其一生致力于搜集和保存中国的文化古籍,以抢救国故为己任,耗尽心力创办了涵芬楼,并将其发展成颇具规模的现代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商事如政事——张元济“以政入商”下的文化运作

民元鼎革之际,中华书局以共和教科书为突破口,抢占商务教科书市场份额。面对危机,商务领导人张元济将其丰富从政经验与政治智慧导入商业模式,加之苦心经营政学商三界高端人脉有年,故得以及时调整并挽回颓势。商务也适时利用其丰沛人脉,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年代夹缝中求生存,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无分新旧左右、禹内域外,效仿科举大举储才,将各方势力活成一片,使人脉在商务这个"变相之官场"的平台上,继续在政学商界良性延展,获得了自身历史上义利双赢的黄金时代。

张元济先生与古籍版本学

张元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出版家,他对祖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校勘、出版了成套古籍。他在鉴别版本真伪、探究版本源流等方面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是一位功底深厚的古籍版本学家。

张元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张元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周武１９９６年，我曾作《张元济与近代文化》一文①，限于篇幅，对张元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特殊关系未及深入探讨，兹作补篇。一①从辛亥到五四，中国发生了不少大事，譬如中华民国创立，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北迁，...

清民之际知识精英的著译事业、教育理想及其东方现代性诉求——以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及其与张元济等出版人的互动为中心

清民之际,精英人物既面临着时代的大变局和大挑战,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结构的重构。如果相对排除社会场域的复杂因素,那么考察精英人物的知识结构如何进行重组、调整和更新的过程,则至关重要。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编撰,展现出了文化与社会场域的互动维度,以及留学史、翻译史、学术史、教育史与出版史的密切关联,并进而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文化规训结构。同时,进一步将考察的视域放宽、焦距拓远,探讨同时代精英人物所关注的共同话题与时代背景,则东方现代性路径已呼之欲出。

试论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以张元济等编辑出版家为例

出版，无论是从事业的角度还是从产业的范畴来说，都是属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里的“文化自觉”，也应该充分体现在我们今天的编辑出版活动之中。而近现代先进的、优秀的出版家如张元济等人的出版理念和实践活动，为我们深入认识文化自觉、努力培养文化自觉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张元济藏书思想研究

张元济不仅是一位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进程的著名出版家和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图书馆学家。在理论上,他认为,图书馆应该担负起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责任,以延续固有文明的生命;在收藏范围上他主张不仅要存古,更为重要的是开新;作为传播文明的工具,他认为,图书馆应该是开启民智的重要手段;而要达到此目的,最好的方法是对公众开放。他以自己独创的求书四法,丰富了馆藏,并实现了对公众的开放。

张元济、王云五关于“出版文化”的若干思想及评析

出版文化是出版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一种精神、一种使命、一种氛围、一种追求。张元济关于出版应服务于救国图存、服务于教育和人才培养,出版应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为己任,出版要形成"进补和创造""生产与消费"良性循环的出版文化思想和王云五关于"出版是衡量国力强弱和国民素质高下的一个尺度"的出版文化思想是中国出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元济和我国近代最早的民办图书馆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献学家.他最早使用中文“图书馆”名称并加以实践,创办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座民办图书馆,制定了我国第一份具有开创性的图书馆章程,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创导者和实践者.

张元济与嘉业堂主人刘承干

张元济与刘承干相知相交半个多世纪,张元济在古籍出版上得到了刘承干的无私帮助;而刘承干在成为大藏书家的过程中,张元济也时加援手。两人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出版家——张元济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使商务印书馆由一家简陋的小印刷所,发展为旧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其经营之道是:把握时代潮流,扩大经营范围;引进外资,扩大企业规模;唯才是举,推动企业发展;推行改革,完善企业内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