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思潮下出版人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张元济《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的启示

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下,出版家张元济为抗日救亡,用《中华民族的人格》简明通俗地回答了“何为中华民族人格”一问,疾呼以“仁”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此书在民国时期前后9次出版,激励着国民砥砺人格、团结抗日。从张元济在“民族复兴”时代理想前表现出的使命意识与实践智识来看,当代出版人需要担当使命、激动潮流,更要传承文化、与古为新。

藉言存人:张元济、金兆蕃与续辑《槜李文系》——以上海图书馆藏《续辑〈槜李文系〉》稿本为中心

续辑《槜李文系》的编纂活动由张元济、金兆蕃及葛嗣浵发起,历时14年,是嘉兴地方文献的集大成之作。通过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中保留的批校信息,结合张元济、金兆蕃的相关信札,能够大致还原续辑《槜李文系》的过程,并揭橥诸人保存乡贤文献时的编纂思想。虽然张元济与金兆蕃最后未能如愿将该稿本付梓,不过他们“藉言存人”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成,他们的编纂和讨论过程也是研究地方文献时的重要借鉴。

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张元济与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1897—1949年)的两位重要主持者张元济和王云五,在文化理想、出版理念上体现了两代出版人共同的事业追求和社会担当,因时代和个性差异他们有迥异的管理风格,反映了两种类型管理者的思想和特征。张王二人为推动国家文化发展所做的不懈努力,昭示出前辈出版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展现了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中曲折多姿的一幕。

犹向书林努力来:基于张元济书信网的公共交往研究

书信是近代知识分子交往的重要媒介。通过对近代名家书信研究可了解其社会交往关系,把握事实细节,进而可以揭示部分历史真相。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张元济书札》及《张元济全集》为数据来源,构建张元济个人书信网络,分析其信联特征,挖掘书信通信背后的潜在人物关系,并加以史料佐证,试图客观清晰地还原张元济公共关系构成的真实情况,从而进一步开展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人脉关系的综合探索。研究发现,张元济与知识分子、馆内同仁等学缘、业缘群体交流颇多。同时,信联网络中知识分子社群聚类明显,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士大夫的开放性、复杂性。此外,网络节点异质性强,社会资本丰富。反映出特定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在公共事件中广泛寻求社会支持、推动社会发展的路径。研究以史为鉴,以期为当代出版人、编辑带来启示,也为出版生活史研究的数字化转向作出尝试。

张元济与潘承厚潘承弼兄弟交游考——以古籍影印合作为中心

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古籍影印事业是现代出版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影印工作的具体过程,体现着传统士人向现代转型的内在特征。本文以张元济与苏州潘承厚、潘承弼兄弟的古籍影印合作为中心,依托双方往来书信、日记等文献,梳理和考证了其主要步骤:重叙旧谊、洽谈借印、草拟合同、借印善本、出版报偿,并揭示了双方交游的其他内容。此外,本文还推考了民国年间滂喜斋藏书的面世过程。

张元济与《古本戏曲丛刊》出版

张元济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史诗级的工作。《古本戏曲丛刊》自1954年由郑振铎发起出版,至2021年历时六十余载完成全部出版。张元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分关心《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工作,并曾校阅《古本戏曲丛刊》部分样章、补充若干珍稀版本。本文就张元济与《古本戏曲丛刊》,系统爬梳、整理相关书信及其他史料,做初步研究,力图对张元济研究能有所补充。

新见张元济致龚心钊信札释读

2023年3月下旬,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收到了一张友人发给他的信札照片,一看竟是祖父张元济先生致龚心钊先生的信札手迹,不由大喜,当即释文,编入《〈张元济全集〉补编》。欣喜之余,将信札照片和释文均发笔者保存。张人凤说:“这封信是新发现的,没有其他书刊登载过,书法也特别好。”笔者查阅《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7-2010年版)卷一至卷三“书信”和卷十“补遗”.

张元济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从１９世纪末到本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张元济曾创建了三个图书馆，即通艺学堂图书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合众图书馆，以其丰富的馆藏为广大读者服务。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张元济

本文考察了张元济对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的若干回忆录,说明其回忆的背景,指出其不准确之处;并引证张元济当时的书信,以说明光绪帝召见之真实情况。从张元济当时的书信中,可以看到诸多内情:光绪帝力图革新的志向、对守旧官员的不满及总理衙门对于变法之不适应。

张元济的编辑思想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早年中进士,点翰林 ,激于时势,抨击时弊,参与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被革职.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他主张教育救国,启迪民智,苦心孤诣,矢志不移.在他的主持下, 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张元济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论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

论述了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包括张元济是合众图书馆的主要创办者、主要管理者和馆藏文献的重要捐献者,并对其教育救国等思想进行了分析。

藏书家张元济与涵芬楼

出生于藏书世家的著名出版人张元济先生,终其一生致力于搜集和保存中国的文化古籍,以抢救国故为己任,耗尽心力创办了涵芬楼,并将其发展成颇具规模的现代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商事如政事——张元济“以政入商”下的文化运作

民元鼎革之际,中华书局以共和教科书为突破口,抢占商务教科书市场份额。面对危机,商务领导人张元济将其丰富从政经验与政治智慧导入商业模式,加之苦心经营政学商三界高端人脉有年,故得以及时调整并挽回颓势。商务也适时利用其丰沛人脉,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年代夹缝中求生存,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无分新旧左右、禹内域外,效仿科举大举储才,将各方势力活成一片,使人脉在商务这个"变相之官场"的平台上,继续在政学商界良性延展,获得了自身历史上义利双赢的黄金时代。

张元济先生与古籍版本学

张元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出版家,他对祖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校勘、出版了成套古籍。他在鉴别版本真伪、探究版本源流等方面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是一位功底深厚的古籍版本学家。

张元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张元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周武１９９６年，我曾作《张元济与近代文化》一文①，限于篇幅，对张元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特殊关系未及深入探讨，兹作补篇。一①从辛亥到五四，中国发生了不少大事，譬如中华民国创立，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北迁，...

清民之际知识精英的著译事业、教育理想及其东方现代性诉求——以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及其与张元济等出版人的互动为中心

清民之际,精英人物既面临着时代的大变局和大挑战,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结构的重构。如果相对排除社会场域的复杂因素,那么考察精英人物的知识结构如何进行重组、调整和更新的过程,则至关重要。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编撰,展现出了文化与社会场域的互动维度,以及留学史、翻译史、学术史、教育史与出版史的密切关联,并进而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文化规训结构。同时,进一步将考察的视域放宽、焦距拓远,探讨同时代精英人物所关注的共同话题与时代背景,则东方现代性路径已呼之欲出。

试论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以张元济等编辑出版家为例

出版，无论是从事业的角度还是从产业的范畴来说，都是属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里的“文化自觉”，也应该充分体现在我们今天的编辑出版活动之中。而近现代先进的、优秀的出版家如张元济等人的出版理念和实践活动，为我们深入认识文化自觉、努力培养文化自觉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张元济、王云五关于“出版文化”的若干思想及评析

出版文化是出版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一种精神、一种使命、一种氛围、一种追求。张元济关于出版应服务于救国图存、服务于教育和人才培养,出版应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为己任,出版要形成"进补和创造""生产与消费"良性循环的出版文化思想和王云五关于"出版是衡量国力强弱和国民素质高下的一个尺度"的出版文化思想是中国出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元济藏书思想研究

张元济不仅是一位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进程的著名出版家和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图书馆学家。在理论上,他认为,图书馆应该担负起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责任,以延续固有文明的生命;在收藏范围上他主张不仅要存古,更为重要的是开新;作为传播文明的工具,他认为,图书馆应该是开启民智的重要手段;而要达到此目的,最好的方法是对公众开放。他以自己独创的求书四法,丰富了馆藏,并实现了对公众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