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失和”后的协同作战——鲁迅和周作人在“闲话事件”中

“闲话事件”是一件著名公案,成为“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主将直接交锋的战场,是双方为女师大事件激烈斗争的继续。它由徐志摩《“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引起。徐文极力赞扬陈西瀅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五十七期上的一则“闲话”,并称颂陈的学问文章及品格,谓之“有根”。周作人即作《闲话的闲话之闲话》(《晨报附镌》1926年1月20日)予以反驳。

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

《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这样的句子:“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其实,启明与长庚都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金星的别名。金星是大行星中跟地球最接近的一颗,自东向西逆转。以金星运行轨道所处方位不同,人们将黄昏见于天际的金星称为长庚,将凌晨见于天际的金星称为启明。鲁迅不到一岁时,曾拜绍兴长庆寺龙师父为师。

徐祖正与周作人的交往

徐祖正(1893—1978),字耀辰,江苏昆山巴城镇人。幼年丧母,七岁丧父,1909年赴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三年后返乡,参加当地佃农向地主进行的抗租活动,后与同学秦乐均、王振民一起前往武昌,参加了武昌起义的战斗。返回昆山后,得叔叔徐梦鹰资助,留学日本,1922年回国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从相识到结婚

上篇在北平(1)遇见的那两个青年原来是一个人从一九二六年春到一九三一年暑假,我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我在学校里既循规蹈矩,又有些调皮捣乱。循规蹈矩是专心听课,认真考试。我专心听课,教师的一言一语,我都不放过,在课堂上从来不开小差。但也正因为此,有个别教师不负责任,上课敷敷衍衍,或自命不凡,轻视女学生,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常常在班里带头挑剔他们的毛病,在他们讲课的内容上提问,问得他们无法回答。

周氏兄弟失和的知情人——读《鲁迅回忆录》札记之二

一九二三年周氏兄弟失和,羽太信子亦为当事人,但她不曾为此留下任何文字。鲁迅只给自己取过一个笔名叫"宴之敖"——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云:"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别人转述他有关家庭经济纠纷的话,仅仅揭示了失和的间接原因。至于直接原因,周作人该年七月十七日日记或有记载,但是被他剪掉了,现在所见影印本。

鲁迅与信子究系什么关系

《书城杂志》陆续转来一些读者来信,要我谈谈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大家都已知道,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之情断裂,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引起的。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些学者和非学者已作了种种猜测,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猜测的唯一根据,是周作人致鲁迅的决裂信.为便于说明问题,且把这封决裂信的全文抄录于下:

郑振铎与战时古籍抢救及战后追索

'中国图书史上有所谓‘五厄’‘十厄’之说,而近代以来,对于华夏民族文献的焚毁、吞噬莫过于日寇'。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购藏文献行动'在郑振铎(1898-1958)的带领下展开。1939年底,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还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等人,多次联名给重庆当局写信发电报,痛陈江南藏书遭劫的严重性,强烈要求当局予以抢救。

杨晦的北大岁月(之二)

三杨晦师在苏联专家回国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研究生的培养上。苏联专家是在1955年夏离开北大,进修教师也就陆续各自回到本校,但本校的研究生们却更忙碌起来了。不过,此时已不是忙听课,而是开始忙写论文,这是更加细致的任务,必须专心致志地下功夫钻研。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班的班主任,晦师深知责任重大,精心规划,不仅为二十多个研究生开出了一批论文选题,而且还深入辅导,分别指点,引导大家进入研究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