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史的生活史:张尔田与王国维之交谊

王国维与同为遗民学者的张尔田在民初的交往和论学情况,非常值得注意。双方学术理念虽然不同,但交往频繁,能够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对此进行考察,不仅有利于更全面把握和认识王国维的性格偏好及其学术研究、著述出版、政治参与等活动,也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张尔田的为学为人,以及民初上海遗民圈的生态情况。

张尔田的史学思想及其在近代学术史“失语”现象之反思

张尔田是晚清民国学术史上一位重要的学者,于佛、诗、词、经、史、子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较为卓著的成就,尤其在史学研究方面,继浙东史学的治学传统,走“会通”“融贯”的研究路线,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系统的梳理和阐发。清末民初之际,张尔田在当时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了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思想和观点,并基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对当时流行的“新史学”的诸多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也成为他被逐渐“边缘化”而淡出学术史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新梳理和解读张尔田关于史学研究的有关论述,反思其在近代学术史上“失语”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透过西方学术语境的遮蔽,从传统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去理解传统史学的问题,恢复以张尔田为代表的老辈学人在近代“学术地图”上应有的一席之地。

经史与政教——从《史微》看张尔田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解读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其成名作《史微》,是清末民初重要的论史之作。《史微》以“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为宗旨,继承并修正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理论,提出“六艺由史而为经”的观点,以弥合经今古文学的争端。同时对先秦两汉学术、孔子思想等多个方面做出新的解释,是一部系统的以六经诸子为中心的古代学术思想的通论性著作。本文略述张尔田生平著述、《史微》的内容,并结合清末民初思想史对此书略予分析,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王国维保存的张尔田书信

张尔田与王国维同籍浙江,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他们二人曾长期保持密切交往。现存张尔田写给王国维的大量书信内容丰富,涉及诗词唱和、学术探讨、时政评论等许多方面。这些书信不但可加深我们对张尔田先生的认识,同时对进一步研究王国维先生也大有裨益。它们反映了两位由清末步入民国时期的传统学者在转折与动荡的文化氛围中思想与学术路径的变化,在学术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论《史微》的学术思想兼及学术史张尔田现象的反思

《史微》是清季民初著名史学家张尔田的成名之作,也是其研究古代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其书本章学诚宗旨,"求证于群经诸子",继承并发扬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理论,提出"六艺皆史"、"六艺由史而经"的观点,以弥合经学今、古文的争端,同时对先秦两汉学术流衍、孔子思想等多个方面做出新的解释,是一部系统的以六艺诸子为中心的古代学术思想的通论性著作。对于《史微》及作者张尔田所反映的学术现象的反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今天如何揭开西方学术语境的遮蔽,从传统学术自身发展的理路去理解传统学术的问题;一是如何重新解读这些老辈学人的思想著作,恢复他们在这张"学术地图"上应有的一席之地,完善近代学术史的书写问题。

张尔田学术·师友叙论

晚清民初 ,以文化保守派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群体往往为学术界所忽略。因为他们处于学术的非主流地位 ,尽管其治学有独特高明处 ,也不为学术界所看重。以张尔田为切入点 ,从家学、师承、师友的层面揭橥了晚清民初文化保守派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

论张尔田、朱一新的目录学思想

一、张尔田目录学思想简论张尔田(1874——1945年)字孟劬,浙江钱塘人,官至太守。治学与孙德谦一样以章学诚思想为宗。《孙隘堪年谱》称孙德谦与“孟劬(张尔田)太守同治会稽章实斋书》。张尔田生活在晚清和民国年间,经历过五四文化运动,与梁启超、张东荪、王国维、孙德谦诸人函札往来,阐明其学术思想。《遯堪文集》二卷(1948年张东荪辑刊)便是张尔田论学的文章总集,其中反映了他对政治、学术、文化、法律等方面的观点。此外,张尔田的著作还有《入阿昆达磨论讲疏玄义》、《蒙古源流笺证》、《汪悔翁乙丙日记纠谬》等。抗战胜利前夕,张氏卒,年七十一。

张尔田对“新史学”的批评

张尔田作为民国初期“传统派”史家代表之一,与当时史学研究中的“新史学”派存在着分歧,在本中,张尔田主要从考据学与疑古思潮这两个方面进行批评,尽管他游离于史学发展主潮之外,史学观念未免保守,但他对新史学的弊端与批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论张尔田的词学

张尔田的词学是近现代词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文化身份既有遗民的成分,但是也受到晚清新学以及时代新风气的影响,使得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具有旧文人所不具备的特点。张尔田身上的文化张力也影响到了他的词学观。一方面体现在他将词学当作文学一部分来思考的时候用真善美作为整个文学观的理论基础的同时,坚持着比兴寄托的传统;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于文学公共性的思考,在写作上他讨论了词与情感的关系,在阅读上强调考证的作用,这中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甚至混乱。这些矛盾和混乱是新旧过渡时代人物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底层的深刻表征。

“假设”与“论理”——张尔田、陈寅恪笺释义山诗的方法论考察

张尔田、陈寅恪关于李商隐巴蜀游踪诸诗的认识存在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李商隐《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诗之系年及寓意的笺释上。陈寅恪以"假设"论史,注重事实的考证与证成"理念"导引下的系统性历史的存在。针对陈寅恪具有现代气质的治学方法,张尔田持质疑态度,他强调"知人论世"与综合事实和经验的"论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非系统性的历史阐释。重释这段至今未被深究的学术公案,不仅意在考察由张、陈之分歧体现出的传统与现代治学观念之差异,亦望借此为传统的现代转型这一未竟之话题提供参照。

孤岛时期张尔田文集的刊刻始末——以相关书信的考释为中心

张尔田是近代宿儒和诗词名家,其晚年文集的刊刻,由于时处抗战而颇费周折。通过对操办人之一吴丕绩相关书信的考释,可以大致还原众人谋刻张氏文集的艰难经过,对于了解张氏文字的保存流传内幕、动乱时代旧派文人的师生情谊均有一定的价值。

“发现”章学诚与经史学的异轨分途——以张尔田、内藤湖南的交往为线索

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思想学术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就思想理路而言,他们有关章氏之学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对中国经史传统的认知亦存在新旧之别。张尔田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脉络,持一种内生性的视角,对“六经皆史料”与“目光皆骛于外”的学风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内藤湖南怀揣现代学术意识,以“史料”论“六经皆史”,以对象化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从外部打量、摆置中国学术,构成辨伪疑古风尚的先声。内藤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新型方法意识的“支那学”的体现,潜在地蕴含着“帝国”的视角,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晚近史家對章學誠史學之揚棄:以張爾田、胡適爲中心

張爾田、胡適皆是晚清民國章學誠學術的闡揚與發揮者。胡適撰《章實齋先生年譜》將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解釋爲“六經皆史料”。該説與胡適倡導的“科學方法”相激蕩,對傳統中國史學的轉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張爾田《史微》提出孔子身兼道、儒兩家之統,作爲孔門之經的“六藝”,藴含着聖人心法、微言大義。胡適引入西方科學觀念整理國故,試圖把傳統中國文化改造爲現代學術以與西方接軌。張爾田堅持天不變道亦不變,批評胡適等新派學人對傳統經典之褻瀆及對傳統文化之破壞,指出國學之真精神、真面貌在六經、在孔教。張爾田、胡適兩人對“六經皆史”之闡揚都是面對西方壓力下的有爲之言,一個從固守傳統文化的根本,保教進而保國的角度出發,倡言經學的永恒價值;一個從學習西方以改進國故的角度出發,降經學爲學術之一門。張、胡二人對章學誠學術推衍之差異,實際上也是晚近中國新舊史學之異同。

王国维致张尔田函考释

新发现的1923年8月14日王国维致张尔田函,内容涉及当年初夏王国维北上担任逊清朝廷南书房行走之初的生活、任职、交游与学术等情况,有助于王国维生平与思想研究。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向之时,他以继承和发扬"浙东史学"为己任,在史学宗旨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方法的阐发;同时,他针对近代"新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考据学派"的疑古倾向和考据倾向展开批评。张尔田的史学思想,代表了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派"史家的史学思想,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重视。

“艺术家”的约束——陈寅恪、张尔田释“万里风波”诗的争议及取法

1935年底,陈寅恪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内释李商隐'万里风波'诗,独出新解,破及旧说,引起治义山诗的专家张尔田在报章杂志公开驳论。陈氏虽未作公开的回应,然对争议背后自身所秉持的学理,'每于二十年来讲授时言及之',且于1950年代宣告'万里风波'诗终得'确诂','鄙说殆成定论',可谓用心长远专注。此争议显现为张氏一人的报刊反驳,后续交涉多受书信往来、课堂讲授与学生毕业论文指导的私密性限制,故受关注并不多。疏通此事初始形态、后续演进、前后联系、背后义蕴,可见双方争议,缘于'万里风波'一诗的具体笺释,复入于治学方法的同异讨论,牵涉张氏汇通浙东、浙西学术博通、精专之长且去其疏、固之短以成己学的莫大努力与陈氏长达半生且最具匠心的笺诗治史之道微妙演进的治学心史,争议的核心结穴归宿于双方皆多蕴深意的治史艺术性及其约束这一近代学术大题。基于陈、张二先生的高手过招,从探究前贤治学取法的演进痕迹入手,辨析大体相通下不可掩盖的微妙异处,或不仅可借径观照各家面目直探至精神,更可对前贤治学途径及背后深层的学理加深理解与体会。

张尔田对考据学的批评——兼论其与王国维的互动

近代中国,遭逢世变。张尔田蒿目时艰,继承实斋余绪,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阐发经史典籍之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回溯清代学术,批评考据之学流于饾饤,忽视义理,致使传统学术难以焕发活力。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等人高唱"整理国故",用清代朴学比附近代西洋科学方法。张尔田认为此乃否定中国传统的自身价值,会导致传统"古董化"。王国维与张尔田曾往来频繁,目睹王国维被新派学人争相推崇,张尔田担心他会与胡适等人殊途同归。然王国维辛亥以后,对儒家伦理持之甚坚,这一点与张尔田立场一致。二人虽在学风上各有特色,但基本价值观则并无不同。

张尔田论学遗札

甲申札第一通仲联仁世兄有道:博文笃学,闻服久矣。顷承惠书,弥复钦迟。伏念先君子与令祖有世谊,而仆与念劬先生,亦通缟紵,于君家固夙好也。委题梦苕图,所不敢辞。惟喘病经年,又兼患目,心如眢井,不复能措意于文字间,草草成一小词,另纸写上,未知有当否?《海日楼诗》腹笥太博,颇不易注。尊注已十得八九,甚佳甚佳。"潮音宣唱终无地。

論張爾田的四聲觀

四聲守律的尺度,是貫穿清代詞學發展的重要問題,也是晚近詞律變革的主題.自萬樹至晚清四大家,逐漸形成的一套較爲公認的詞律體系,在民國初期遭受了巨大的文化衝擊,並由此引發詞壇、學界的一系列論戰.置身於這百年間的張爾田,對有清一代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守律標準有著獨到的觀點.在批評領域,張爾田主要繼承了鄭文焯的詞律理論,謹持較嚴密的四聲準則;但在實際創作中,他主張詞體擺脱四聲桎梏,以適應表達.本文以清末民初詞壇为觀照,从詞學理論與詞體創作兩個角度,對比性剖析張爾田多元而圓融的四聲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