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学“正变观”的新立论——论周济正变观与张惠言的异同

周济的正变论与纠正当时词坛流弊、拓展张惠言的学词途径相关 ,其与张惠言的异同大略有六 :其一 ,选目与张惠言略有出入而大体相同 ;其二 ,说多主张氏之言 ,大旨不离常派 ;其三 ,意仍张氏 ,力徵时俗猖狂雕琢之习 ;其四 ,“变”乃正声之次 ,标准更为通达 ;其五 ,变重质轻文为文质并重 ,其六 ,艺术视野更为开阔。从周济《词辨》及《宋四家词选》所选之词及其区分正变的标准 。

张惠言的词学与易学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开派领袖，但更是深通易学尤其是虞氏易的古文经学家，这一特殊身份决定着他的词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易学的印记。他释词为“意内言外”来自汉代易学家孟喜对易之卦爻辞的解释，对唐宋词的解读注重探究其中的微言大义，则是虞氏“发挥旁通”、“贯穿比附”说易方法的直接运用，而他概括词的特征为“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也是明显地受《易·系辞》对《周易》文本特征描述的启发。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说词过于偏重作者原意的搜寻，只看到文学作品中形象与寓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形象与寓意之间不只是简单的比附关系而应该是相融无间无法拆解的，所以常州派的传人周济特别重视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创造，将“意内言外”之意由张氏所指向的作者之意转换为读者之意，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视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较之张氏所论更为符合艺术鉴赏的审美规律。

《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比兴视野

作为清代阳湖文派的代表人物、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对赋也深有造诣。在乾隆后期浓烈的汉学氛围下,他编选《七十家赋钞》彰显自己的赋学复古理念,并以赋体为《赋钞》作序,还对其中的部分作品作了评注。序中他强调以志统赋,同时也不反对物象的铺陈,认为赋应通过穷其物、尽其象以言其志,并对22位赋家的源流得失作了评析。评注和他对"志"的追求相一致,多是对比兴和讽谏意义的揭示。他的赋学思想以后进一步延伸到词中,遂成常州词派。

张惠言的治词路径及创作成就

张惠言词学活动并非自嘉庆初年始,其习词动因亦非仅为了满足歙县金氏诸生好填词的兴趣,《词选》的编写过程就是常州派初期词人群形成的时期。张氏研究词学与其专研古文、经学同步,走上以经学、古文观解释词学之路,与其人格信念、经学视野、教职身份等密切相关。张氏填词实践了他的词学主张,将知识学问、说理教诲等人文理念渗透在身世感受、时代思考之中,具有情理并存、精思与才思交融、理性与感性互生的独特美感,可谓学人填词的代表。

论张惠言易汉学背景下的诗赋观念

张惠言的易汉学思维深刻地影响了其诗赋观念的形成。他认为汉末虞翻易学上承孔门七十子之微言,最得圣人之真;虞氏易学的特点是借象寄意,借卦象明人事之理,从而与汉儒礼乐文化相沟通。张惠言不满王弼之后的易学,杂有道家或道教之言,致使圣学不纯。他尊先秦汉魏诗赋为最理想的诗学范式,批评魏晋之后诗赋受释老思想浸染,丢失了比兴传统,成为诗赋之变体。他黜变存正的诗学思路与其易学史观是一致的。张惠言经学倡言复古,诗赋观念较为保守;但他以易汉学"借象寄意"的思维理解诗赋之学,并将先秦汉魏辞赋放在经学乃至整个历史文化大背景中进行释读,对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先秦汉魏诗赋有很大的启发。

论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之关系

朱子学派的礼图传统深刻影响了宋、元、明、清各朝的礼学发展轨迹,而杨复《仪礼图》是其代表性作品。张惠言《仪礼图》是在吸收杨复《仪礼图》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成果,成为中国传统礼图的高峰之作。张惠言《仪礼图》继承了杨复《仪礼图》立足朱子学派遵循《仪礼》的传统,但张惠言《仪礼图》着重于实用性,而杨复《仪礼图》着力于解读《仪礼》文献,两者之作图目的不同。张惠言《仪礼图》细化与完善了杨复《仪礼图》所建构的礼图体系。两者之异同根源于各自的时代文化。

张惠言“一生未有诗作”再议

乾嘉学者张惠言,在有清一代经学史、文学史上皆有重要地位。其经学、古文、词学作品,受到历代评家和选家的重视。至于张惠言诗,严迪昌在《清词史》中言:“张氏一生未有诗作”,加之张惠言诗鲜有现世,也进一步加深了学界“张惠言无诗”的印象。今有《阳湖张惠言先生手稿》所存《茗柯应酬诗》14首,庶可弥补张惠言文学研究中的缺失,展示更为完满的张惠言文学形象,亦可为张惠言生平研究提供新的线索与佐证。通观其诗,可知张惠言于诗,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其诗作甚少且鲜有流传,是主观选择与客观需要综合作用的结果。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与常州学风

成书于张惠言学术生涯早期的《七十家赋钞》体现出常州学风的特色。《赋钞》选赋重《文选》,评点时关注清代《文选》学家何焯的言论,选赋断自六朝亦受萧统的影响,而好《文选》正是常州士人对乡贤及其著作的推崇。《赋钞》重版本、校勘、目录学,亦是受到在此长期讲学的校勘家及目录学者卢文弨开创的风气的熏陶。《赋钞》评点赋作喜以比兴的方式探究君臣大义,也是得益于常州庄氏今文经学的启发。《赋钞》是一部文学选本,同时也开启了作者后期学术研究的门径。

清代今文经学兴起考——以惠栋、戴震、张惠言为中心

本文从学术内在发展理路出发,通过对清代早期易学与公羊学、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将今文经学的发端追溯到惠栋、戴震等古文学者,从而揭示出清代今文经学不仅是政治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学术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

常州词派的内部嬗变与选本——从张惠言、周济对梦窗词的不同态度谈起

清代常州词派的两大代表人物———张惠言和周济,他们在各自编的词选中对梦窗词的态度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选者词学观念的差异,选者身份地位和操选目的的不同,造成了二人选词标准的不同。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以窥见常州词派词统在形成过程中的内部嬗变。

张惠言词学新论

张惠言是后世公认的常州派开派领袖,对清代中后期词风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近年来有关张惠言新发现词学文献的平台上,从三个方面对张惠言词学理论进行新的讨论:第一,张惠言的词学思想高度及其开宗立派的作用有被后世拔高之处;第二,张惠言提出的'意内言外'是一个内涵丰富体现其对词体特性精妙认识的词学范畴;第三,张惠言锤幽凿险解词论词的方法具有主观性、支离割裂的特点。

相似的内涵与不同的思路--朱彝尊和张惠言关于比兴寄托的论述及其后学的接受

比兴寄托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朱彝尊和张惠言是清代最重要的两个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领袖,他们的词学理论中都涉及这个问题,而且内涵有相似之处,但朱彝尊本人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并无进一步发挥,其后学也并不将其作为朱彝尊的重要理论贡献。朱彝尊的两篇序主要的动机是尊体,并提倡南宋词学。张惠言则不仅自己有意识地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理论,而且更加契合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士人心态,因而得到了后学的热切追随,并推动了整个清代词学走向了新阶段。清代学术非常重视师法,这两个流派的后学的传承和选择,可以从一个角度认识朱、张的核心理论,也可以揭示这两个流派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色。

试论张惠言的词学思想

张惠言的词学思想主要包括立意为本之内蕴要求 ;近于比兴之表现方法 ;低徊要眇之审美追求 ;指发幽隐之鉴赏原则等四部分。张惠言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之有系统的理论表述 ,其个别理论主张甚至还出现了谬误之处 ,但其词学思想较前代更为全面地触及到词之文类特征的各个方面 ,更为明确地反映出词这种文体与其他文体不同之美感特质。故在词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惠言经世思想:经学与词学之统合

嘉道之际,经世思潮与考据学风并存。作为清代第一流的经生,张惠言是清代考据学代表之一,但他的研习宗旨已经摆脱了乾嘉偏重学术文献考证的局限,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他企图全面恢复虞翻周易学说,并进而研习郑玄礼学,目的在重现圣人之道而实践之。也正是他的经世致用意识,直接促成常州词派理论的建立。虽然张惠言的词学理论相比前人并无多少创新,但由于嘉道之际,国事衰落,儒家用世传统轰然而兴,而张氏视词为解决社会危机的工具之一,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大批常州士人揄扬,使常州词派逐渐取代浙派成为晚清词坛的主导者。

张惠言《茗柯文编》的稿本到刻本

张惠言去世后,其甥董士锡据张惠言遗稿编集,厘定为《茗柯文编》初、二、三、四诸编,并誊清为定稿本,嘉庆十四年《茗柯文编》初刻本便是据董编稿本刊刻。董编稿本先后经刘氏嘉业堂、黄节、叶恭绰递藏,后归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取稿本与初刻本相比勘,可以研究《茗柯文编》从稿本到刻本衍生过程中的沿承与新变:稿本中的大量评点唯有简短之评尚保留,被刻为眉批;刻本基本上忠实稿本原文及符号,但也会对稿本不当之处进行润饰;稿本唯编定前四编,未收之文悉数附录其后不分卷,刻本沿用稿本初、二、四编之次第,对第三编进行了篇目调整,并将稿本不分卷诸文析为补编、外编四卷。在刻本重编的过程中,删去了张惠言的三篇寿序,可据稿本重为辑佚。

张惠言《易》学与晚清今文学

张惠言是晚清今文学兴起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学问介于朴学与晚清今文学的交界点上,他做的汉《易》学上承惠栋。然而根据现有材料,以考证的方法来复原虞翻《易》学,只能是破碎的。张氏不取考证学的方法,而是抽绎出虞翻《易》学的精义,再加入自己的体会,建构出虞翻卦象的结构体系,再凭借这个体系来笺释虞翻《易》注。这种方法富有创造性,也算是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张惠言的礼学,也非考证礼学,而是与公羊家的礼学相通。他会通《易》与礼,其实也蕴含着公羊学在其中。张惠言的方法传给刘逢禄,同时对黄以周、曹元弼等也有影响。

论张惠言的古文观

张惠言是清代中叶的经学大师,也是阳湖文派的精神领袖,将经术与文学融会贯通,是其古文的一大特征,也是其古文观的基本精神。其具体表现,即在尊重古文作为文学样式的独立性和美学特质的同时,大力推崇古文的现实功用,渗透着强烈的经世理念,而不斤斤于门户派别。其古文观,是时代变革在文学领域内的先声。

张惠言手批《山中白云词》述论

张惠言批点《山中白云词》,是在《词选》刊刻之后,批语主要分为编年、品评、探意三类,与《词选》的批评思路相一致。手批本更好地证明了董士锡论词时对于张炎的表彰和董毅在《续词选》中对于张炎的偏爱,这与张惠言的词学观念一脉相承。

张惠言对词学理论的贡献

词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成果的不断成熟和丰富,是标志清词中兴的一个重要方面。张惠言的《词选》和《词选序》作为常州派的奠基之作,集中反映了这一词派的基本词学思想和主要理论观点。尤其是《词选序》,在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上,在为词尊体、词的评价标准及作词和论词方法等问题上,明确阐述了常州派的主张;而且,较之此前的词学理论有明显的突破和创新,为整个词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同时,《词选》和《词选序》,在当时还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补救清代词坛上的阳羡派和浙西派之失,进而纠正整个词风,也具有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论张惠言的《仪礼》研究

作为清代中期尊尚郑学派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张惠言在《仪礼》研究方面成就颇丰,著述有《仪礼图》《读仪礼记》等,影响较大。无论是在著述诠释目的、诠释体式、诠释方式方法的选择上,还是在著述的文献引证、文献校勘实践上,或者是对于《仪礼》郑注、贾疏的认知态度上,张惠言的礼经研究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治学趣向。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张惠言的礼经本文诠释并不追求对《仪礼》的通盘解读,更强调前贤礼经诠释疑误的考辨,特色极其鲜明。他延继了通过绘制图标的方式来诠释礼经的手段,所著《仪礼图》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深得皮锡瑞等后来学者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