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及修复措施——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湿地生态系统具有调节气候、净化水源、防洪抗旱、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的功能,进行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及修复意义重大。本文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分析了湿地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几点修复措施,包括加大宣传力度、处理好湿地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重视湿地基础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做好退化湿地的恢复及重建工作、采取行政立法手段、加大技术手段的应用力度等,以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绿洲城市居民休闲场所依恋与环境责任行为关系研究——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经济发展促进了绿洲城市居民休闲活动持续增加,但同时也造成了绿洲城市的环境压力。环境责任行为作为行为主体自觉保护环境的重要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区域,采用问卷调查、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居民的休闲场所依恋和环境责任行为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居民主动型环境责任行为受情感性场所依恋的显著正向影响,居民遵守型环境责任行为受功能性场所依恋的显著正向影响。结合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的实际情况,提出提高湿地公园开放程度、加强湿地公园设施建设、注重营造情感依恋场所、强化居民情感体验管理、提高湿地公园管理水平等建议,以提高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居民场所依恋程度,促使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形成。

湿地旅游体验、游客满意与行为意向关系研究——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旅游体验和满意度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最真实的感受,它直接影响到旅游者的行为意向的选择。文章以河西走廊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从旅游体验、满意度入手,探讨与游客行为意向的关系,并通过研究为河西走廊重点旅游地的健康有序发展,满足城市居民与游客旅游行为意向的选择提供合理建议。

张掖黑河湿地附植硅藻群落初步研究——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研究张掖国家湿地公园附植硅藻群落现状,为保护寒、旱区湿地水生植物与生物多样性提供理论依据。2017年夏、秋从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浅水湖泊采集12种常见水生植物,采集植物上附植硅藻,并在水质富营养化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硅藻的种类分布、优势种、多样性和聚类性。结果表明,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水体轻度富营养化;共检出附植硅藻39属158种(含变种),其中舟形藻属种类最多(18种),其次为菱形藻属(16种)、桥弯藻属(15种)和脆杆藻属(13种);Achnanthedium minutissimum为分布最为广泛的优势种,其次为Ulnaria acus和Encyonopsis subcryptocephala;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在1.41~3.13,Pielou均匀度指数在0.58~1.07,均是秋季显著高于夏季(P<0.05,t-test);Cody指数与聚类分析表明,在同一时期内附植硅藻种类组成的相似程度和优势种分布对部分宿主植物的选择趋于一致,但也有部分宿主植物之间附植硅藻群落结构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基于社区参与的湿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本文从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角度出发,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的开发建设为例,针对用地复杂、污染隐患、建设困难等现状问题,深入社区群众中,了解社区经济与参与状况。在此为了更好的开发湿地公园生态旅游,为当地社区居民在经济上受益和对湿地生态影响最小化提出建议。

基于社区参与的湿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笔者从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角度出发,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的开发建设为例,针对用地复杂、污染隐患、建设困难等现状问题,深入社区群众中,了解社区经济与参与状况。为了更好地开发湿地公园生态旅游,为当地社区居民在经济上受益和对湿地生态影响最小化提出建议。

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优势鸟类种群生态位研究

鸟类时空格局影响下鸟类种群生态位的变化是认识鸟类环境适应机制的理论基础。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采用样带法研究了冬春季节5种优势鸟类种群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的时间异质性。结果表明:随着月份的更替,5种优势鸟类种群的生态位宽度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赤麻鸭(Tadornaferruginea)、绿头鸭(Anasplatyrhynchos)、麻雀(Passer montanus)、白骨顶鸡(Fulicaatra)的最高值出现在1月分别为1.601、1.415、1.627、1.771,大白鹭(Ardea alba)的最高值出现在3月为0.556;不同月份间鸟类优势种群生态位重叠存在差异,3月、11月生态位的重叠值最大,1月份最小;优势鸟类种群的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在时间尺度上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湿地公园时间尺度上的鸟类生态位宽度和重叠的差异与湿地食物资源及隐蔽条件、鸟类群体迁徙规律、鸟类种间的竞争密切相关,反应了湿地鸟类适应生境变化的可塑性机制。

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

为研究西北寒旱区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于2014—2015年对湿地中的6个采样点进行了调查,并对水质状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共检出藻类8门91属257种(含变种)。浮游植物在春、夏、秋、冬四季平均密度分别为1.02×10~6、1.04×10~7、7.12×10~6和9.28×10~5cells/L。各季节优势种演替明显,呈春冬季硅藻占优、夏秋季蓝、绿藻和隐藻占优的特点。多样性分析发现,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为1.02~3.45,Margalef丰富度指数为2.35~4.18,Pielou均匀度指数为0.27~0.89。通过多样性和藻密度综合评价可知,张掖湿地公园夏季水质最差,呈中度污染,其他季节总体较好,为无污染或轻度污染。

张掖国家湿地公园越冬水鸟的警戒距离分析

2019年11月9日—2020年1月20日在甘肃省张掖国家湿地公园4个湖域采取目标动物取样法,观察并记录了不同湖域越冬水鸟的警戒行为和游客人数,分析了水鸟对人为干扰响应的个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共调查到水鸟15种,隶属于5目5科11属。结果表明:不同湖域越冬水鸟的种类和数量呈极显著差异(P<0.01),其中鸳鸯湖和润泽湖的水鸟种类和数量较多(P<0.01),人工湖和如意湖的水鸟种类和数量较少(P<0.01);水鸟的反应距离、耐受距离在不同水域间呈极显著差异(P<0.01),惊飞距离在不同水域间无显著差异(P>0.05)。游客人数与水鸟警戒距离呈显著负相关(P<0.05),但与耐受距离和惊飞距离无显著相关性(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水鸟的反应距离、耐受距离和惊飞距离均存在极显著的种间差异性(P<0.01),其中渔鸥的反应距离最大,小䴙䴘的反应距离最小(P<0.05);绿头鸭的耐受距离最大,凤头䴙䴘的耐受距离最小(P<0.05);苍鹭的惊飞距离最大,绿头鸭的惊飞距离最小(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惊飞距离与水鸟的体长呈极显著正相关(P<0.05),与耐受距离无显著相关性(P>0.05)。

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冬春季鸟类群落多样性和相似性分析

鸟类群落多样性和相似性的时空格局是认识鸟类环境适应机制的理论基础。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的保育区,采用样带法研究了冬春季节鸟类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鸟类多度和丰富度在月际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鸟类多度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丰富度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二者最高值分别出现在3月和11月;留鸟、旅鸟和候鸟的多度和丰富度月际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3种鸟类群体多度和丰富度的高峰值出现时间不同步。2)随着月份更替,湿地公园鸟类的Shannon多样性指数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变化趋势,而Pielou均匀度指数则相反,Simpson优势度指数与均匀度指数变化趋势相似。3)不同月份间鸟类群落相似性存在差异,在1月和2月最高(0.923)、11月和4月最低(0.348)。湿地公园时间尺度上鸟类多度和丰富度的错峰分异规律和群落间相似性系数差异性,与鸟类群体的迁徙节律、湿地的食物资源和栖息环境密切相关,反映了鸟类的环境筛选适应能力。

生态文明视角下湿地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张掖市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判断旅游活动与环境是否协调、是否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根据综合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频度分析法,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构建张掖市国家湿地公园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评价体系,以对张掖市国家湿地公园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定量分析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甘肃省鸟类新记录——角䴙䴘

2020年1月5日11∶30,在甘肃省张掖市张掖国家湿地公园(100°26′16″E,38°58′18″N,海拔1462 m)进行鸟类调查时,发现3只角䴙䴘Podiceps auritus,并拍摄到其在水中觅食、追逐和嬉戏的清晰照片(图1)。经查阅《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约翰·马敬能等,2000)、《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郑光美,2017)等相关文献资料,确认该鸟为甘肃省分布新记录,该发现为了解其地理分布提供了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