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以一日之知,遂托忘年之契”——论苏轼父子与张方平的交谊

苏洵、苏轼、苏辙与张方平关系密切,关键在于苏、张之间政治取向上高度契合、私人情感上有知遇之恩,而苏轼、苏辙对张方平其人天资、交游、人格的倾慕,使他们的交谊具有忘年之契的特殊意义,也使苏轼兄弟或多或少有美化张方平之嫌。

张方平其人及其谈兵之文

张方平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文学家、政治家,写下了许多谈兵论战的政论文。本文介绍张方平的性格特征,论述其谈兵之文所包含的军事思想,探讨张方平谈兵之文的儒学特色,借此一窥北宋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及特点。

张方平的社会革新思想与实践再探

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家形势,张方平积极寻求救世之方,提出了"因时损益,乃建治之理"的变革理念。其深刻的"民本思想"和"中庸思想"哲学思想背景,使张方平的社会革新思想和实践明显地体现出"务实"、"善变"的特点。

论张方平的政治改革主张与实践——以庆历新政前后为例的分析

张方平为北宋中期政治家,在庆历新政期间,主张改革,但思想上又趋于保守,又反对王安石变法。其改革思想与实践存在很大矛盾。本文试图探讨张方平矛盾之处并了解其生活时代情况。

张方平西北边防思想论略

张方平是北宋时期一位重要人物。面对当时西北边防来自西夏的威胁，他提出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发展边防生产，外交上扼制西夏等主张，这对加强当时西北边防安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方平非议论

张方平在北宋历史上之所以引起不少人的曲解,是有人认为他的卓越见识曾引起过保守派吕夷简的惊叹,而事实上在张方平的仕途上并未得到吕的引擢;张方平招来曲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人认为他参与了"进奏邸案"的弹劾,对庆历新党进行过致命的打击,但是通过对《长编》中"力言益柔作傲歌"和《梁溪漫志》中"掖垣诸君,列章论馆中人"的分析发现,那只是当时或后世一些人对张方平的误导评价;而张方平在吴育、贾昌朝之争中引起的争议,世人将张方平与一个以奸人形象出现在史册上的贾昌朝看做一体也不符实情。事实上,张方平招来的非议与他的"上不求合于人主","下不求合于士大夫"的"迈往之气"有很大关系。

张方平与苏轼的契心之交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4),张方平以户部侍郎镇蜀,驻节成都。次年,苏洵携二子往见张氏,与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和,甚为相得。张方平见苏氏兄弟,赞叹不置,许为“国士。”由于事前苏洵有上张方平书信一封,言及上京应进士举、并接交京华士大夫之意。故张氏不仅为出资办装,还专门给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欧阳修写了一封推荐信。自此以后,苏氏父子与张方平开始了漫长而亲密的交往。

张方平《乐全集》简论

张方平 ,宋应天府宋城县人 ,科举出身 ,历事仁、英、神宗三朝 ,先后任御史中丞、三司使、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职。著有《乐全集》等。在入仕之初 ,他力主改革弊政 ,但到后来他却站在维护旧制的立场上要求停罢新法 ,变成了保守派。在学术思想上 ,他不局限于儒家的传统观念 ,而是兼采众家之长。他的《乐全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张方平《乐全集》版本述略

宋张方平所撰《乐全集》四十卷在其生前业已编讫,但现在可见最早的宋刻本仅剩十八卷,该残本当从明代内阁流出,且至清初尚有全本。现存明代的钞本仅有一种,清代完整的钞本则多达十多种。原陆心源藏本流入日本静嘉堂,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记载,此本为影摹宋刊本。《四库全书》所采用的底本即汪如藻家藏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通过对读底本与《四库》本,可窥见四库馆臣编书和改书的具体情形。

张方平政治思想述论

张方平政治思想述论黄海燕张方平（１００７－１０９０），北宋名臣，字安道，晚年号乐全居士，南京（今河南商丘市）人。景元年（１０３４）举茂材异等，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知苏州昆山县。历仕仁宗、英宗、神宗朝．先后任通判、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工、礼、刑、户部尚...

张方平别集版本源流考

阐述了张方平别集的编写情况,并从版本流传情况和现存版本进行了论述。

张方平经济思想新论

张方平(1007——1092年),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南京(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南)人。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谏议大夫、工礼刑户部尚书、三司使等职,以太子少师致仕。著作有《乐全集》和《玉堂集》,后者已佚。张平方是北宋的元老重臣之一,阅历深广,参政日久,特别是在庆历和嘉祐年间两度出任三司使,直接参与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管理,使他在广泛接触和分析现实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他在年轻时,

论张方平的货币流通思想

张方平(公元一○○七——○九一年),字道安,北宋地主阶级保守派和王安石“新法”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由于他曾两度担任三司使,接触现实财政问题较多,故其食货言论也较为突出。他在经济方面的许多言论都缺乏新意,但在货币问题上,能结合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来分析货币流通,寻求“钱荒”的根源,在其他有关货币问题的论述中,也有其独到的见解。目前,研究张方平货币思想的著述很少,本文作为对此问题研究的一个尝试,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张方平关于货币问题的言论大致包括货币基本理论、货币流通理论和货币政策等方面。其中,关于货币流通问题的论述是其货币思想的重点。

责任区里的一颗星——记公司标兵张方平

张方平,一位憨厚的中年汉子,在燃气厂净化大班一干就是20多年。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绩,却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交口称赞,被誉为"党员责任区里的一颗星"。张方平干起工作来十分投入。在净化一号双文改造建设中,他凭着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积极参加图纸、方案的审定工作,并针对喉口可调翻板适用性广但故障率高等实际问题,向专家们大胆提出了改喉口可调翻板为增加一层水嘴。

从“独行之文”到“著作之文”:张方平《刍荛论》的技法革新及科场效应

宋代贤良进卷的写作形态经历了从“独行之文”向“著作之文”的转变,张方平《刍荛论》是促成此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刍荛论》中,张方平打破了以互不关联的单篇策论进行线性组合的传统做法,采用以论带策的方式建立该组进卷的整体结构,以先总论后分述的办法设置各专题的篇章关系,以过渡语连接进论与进策,使《刍荛论》形同专著。张方平曾两度凭此中选,由布衣而遽登朝官,成为制科考试史上的杰出代表。正因如此,其撰述方式为后来的考生所沿用。他们将《刍荛论》的写作特点移植于自己的进卷中,并适当加以改造,从而将整组进卷打造为结构严密、秩序井然的“著作之文”。用此写法的考生大多被录取,可见讲究结构布局的贤良进卷颇受主司青睐。可以说,宋代贤良进卷写作新变的发生过程,便是“著作之文”的写作形态持续被沿用且不断为官方所接受的过程。

忠规谠论,挺挺大节——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赏析

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写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是苏轼代张方平所作。张方平(1007—1091年),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官至太子太保。他是苏轼的挚交,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张方平曾上表替苏轼说情,故苏轼终身敬重他。

北宋“太学新体”考论——以张方平庆历六年科举奏章为中心

庆历六年(1046)省试阅卷结束后,身为同知贡举的张方平立即上奏朝廷,对当时科场文风展开猛烈抨击。奏章中,他不仅追溯了科场文风嬗变的源头——“景祐变体”的出现,也对庆历年间“太学新体”的流行表达了强烈不满,将其风格描述为“怪诞诋讪”“流荡猥烦”,希望朝廷加以禁止。他所针对的“景祐变体”“太学新体”,实际上都与范仲淹等改革派推行的“庆历新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庆历新政”的衍生物。张方平上奏的政治意图,不仅是要拨正科举文风,而且试图清理“庆历新政”失败后留下的文化遗产。

北宋“太学体”新论

“太学体”，是宋仁宗庆历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文体。它是石介在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同时，把文风引向另一极端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怪僻。“太学体”在太学建立之后的形成、影响，以及欧阳修嘉二年（１０５７）知贡举与它所进行的斗争，是研究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课题...

庆历“太学新体”新论——兼论欧阳修对庆历“太学新体”的促进

学界通常认为北宋"太学体"是一种以"奇涩险怪"为主要特征的古文,然而北宋庆历"太学新体"反映的实际是科场文章的流弊,其中尤以律赋为代表。"太学新体"的形成与庆历科举新政有密切关联,欧阳修庆历二年所作的《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则直接推动了"太学新体"的形成。被张方平指认应当承担责任的石介,则是欧阳修"赋者,规谏之文也"观念的忠实贯彻者。张方平排抑"太学新体"主要针对的是形式逾制的科举程文,客观上却阻抑了古文的"载道"、"济世"精神在科场文章中的发扬。

“乌台诗案”与宋代法制

“文字狱”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刑律的一大特色。文人学士因吟诗作文甚至出言不慎而获罪者不计其数。而从法律上明确追究文人吟诗作文的刑事责任,宋代的“乌台诗案”便是典型一例。这一案件,对宋代的政治、法制,乃至后来的“文字狱”,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