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语言的革新进路:论张枣“元诗”对“元电影”的跨界可能

近年来,华语影坛的元电影实践陷入语言自我复述的困境,亟须寻找跨媒介的理论资源化解自身危机。于此而言,20世纪90年代诗人张枣提出的元诗方案显然是极有参考价值的突围示范。他所强调的汉语性、姿态性的写作将元诗导向相对独立的民族化进路。这实际上也跨界启发了元电影的艺术模式,为华语元电影的发展拟定基于民族性、个人性、语言性的关键参数,为更好地实现华语元电影现代转型提供可能。

论张枣诗歌中悖论的建构及美学反思

张枣诗歌的语言体现了“轻甜”“圆润”“婉转”的特点,同时又聚焦于悖论的表达,即言说的悖论。通过词与物的关系、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中西反思和对中西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他完成了悖论内涵的建构和美学特质的体现。他主动选择“元诗”这一诗歌形态,放弃对明晰意义的追求,通过一个隐喻的语言花园,来达到叩问苍穹、克服言说危机的目的。元诗,是张枣悖论美学的最高呈现。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诗人的教育背景、审美追求、时代遭遇有关,家族的精英意识、楚文化的滋养、少年写诗的氛围和青年德国之旅的体验,是张枣悖论表达的外在文化环境,生死、中西之间主体自身的复杂和矛盾,是其悖论表达的内在美学原则。

诗歌的“音乐感觉”与“时间”--从苏轼《醉翁操·琅然》到昌耀、张枣

本文讨论的议题是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苏轼的一首倚琴声而填的词《醉翁操·琅然》说起,讨论诗歌中语言的时间性与音乐之时间性的关系,即音乐中的节奏进程如何主导了语言的节奏。这种以“音乐感觉”主导诗歌语言的情况在新诗中也经常出现,且呈现出更复杂的样态,模拟音乐的手段也更多。此外,新诗中注重“音乐感觉”或者“音乐性”的作品还特别注重对重复性韵律结构的使用,也对语言声响本身的暗示性着意经营。以上种种特征构成一个诗人独特的发声方式和风格特征,也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关键处。

敞开的诗学:张枣“元诗”理论的反思与祛魅

“元诗”理论自身的飞遁鸣高、不随流俗,与张枣孤芳自赏的诗人姿态同音共律,不免被误解为凌空蹈虚、脱离实际。然而张枣虽欣赏纯诗,却并未强调诗歌与生活之间的对立与断裂。相反,他沉潜于陌生语境,躬耕于元诗实践,深知理论若无实际成果支撑则会陷入纸上谈兵的羸弱之境,通过切身体验和持续反思,他发现了元诗写作的内在悖谬,若诗歌停止向现实汲取资源,其命运的走向很可能是窄化、压缩自己的生长空间。同时,元诗潮流的出现实则与诗歌低迷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不能自外于与之对立的外部现实,其内部呈现出碎裂、对抗、龃龉且不彻底的特性。张枣在挖掘元诗写作痼疾的基础上进一步锤炼自己的诗作,在双重中心的裂罅中管窥潜隐其间的多元对话,并由此生发出一个更加广阔的敞开式空间,竭力摆脱语言幽闭症的困宥,展现出一种不懈追问和突围的写者姿态。

论张枣诗歌中的对话性

张枣的诗歌中蕴藏着一种对话性,这种对话性的形成来自于其对知音的寻找与中西方诗学的内在吸收。张枣诗歌对话性可以分为互文性对话、“自我”分裂对话和他者对话三种表现形式。在策略上,张枣借设置特定戏剧化场景、安排多重戏剧冲突和转换人称营造多重视角三种方式实现诗歌对话性。通过对话,张枣完成了对诗歌创作的突围,实践其“元诗”写作理念,拓展了现代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这种对话性设置对当前诗歌仍具有重要启示。

任意东西:张枣组诗《历史与欲望》析读

张枣的组诗《历史与欲望》写于1988年,他26岁,到德国的第三个年头。其中写了中西神话与传说中的六个故事,可谓“古今不薄,中西双修”。六个故事都是悲剧,大半都出于误会,而误会也都由于命运之必然。罗蜜欧误以为朱丽叶已死,梁山伯误以为祝英台是男人,爱尔莎误认为无名者无实,色米拉也误认为爱人就应该示人以真身。那么,这六个故事的讲述有没有次序呢?能不能颠倒呢?这就要看《历史与欲望》这组诗属于哪一种。有一种是诗组,相当于组曲suite,起码三首以上,但单篇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

诗人翻译家张枣的帝国汉语伦理追求

诗人张枣在探求现代汉语诗歌发展新路的过程中,主动“流亡”异国文化场域,从西方文学中汲取养分,以实现建构汉语文学帝国的梦想。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尤其是对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的集中翻译,是其借镜他国语言新质以改造汉语诗歌语言,丰富诗思内容的具体手段。他的诗艺理论、创作实践和诗歌翻译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对话现象,体现了复杂的翻译伦理关系。对张枣诗歌翻译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人中西双修,古今融通的伦理追求。

论张枣诗歌的对话性

张枣诗歌的对话性主要体现在:“对话式”地展开社会人生的探讨,表现诗人强烈的寻觅知音的意识;分裂的主体戏剧化地展示内在矛盾的情思,在二元对立中体现诗人元诗创作的特点;抒叙主体的独白话语中出现另一主体的声音,形成复调的艺术。张枣诗歌的对话性的形成与张枣寻求中国文化的“知音乐趣”、荒原式的生命体验以及他对元诗创作理念的追求等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

论波德莱尔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以海子、张枣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经由1957年《译文》杂志选登的波德莱尔的译诗及评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诗人中激起了意想不到的诗学波澜。一方面,波德莱尔用严整的形式和“矛盾修辞”来表达复杂情感状态的手法,让先锋诗人迅速找到了为自己不安的灵魂“赋形”的方式;另一方面,他关于绝对意义上人性与伦理之“恶”的洞见,对先锋诗人的“人观”形成了冲击,瓦解了他们原有的善/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仍有一种至高无上”——论张枣诗歌中的宗教哲学

张枣是一位具有“化欧化古”独特诗艺的当代诗人。《圣经》和荷尔德林等西方现代诗人给予他诗艺生成的灵感,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纯诗”理念的融合开拓了他的诗歌之路。在张枣的诗艺路径中,隐含的宗教哲学促成其诗歌创作的内在超越。张枣的独特诗艺和超越企图应置于20世纪80年代非典型流散状态中来看待。

张枣诗歌中的空间建构——以《镜中》为例

《镜中》是诗人张枣为后人谈论最多的诗歌之一。大多论文对此诗的分析集中在语言风格、抒情主体、诗歌意象、诗歌主题等方面,而对其中镜产生的空间分析较少。所以意在借助镜这个意象,从空间角度入手分析诗歌。一方面,镜作为诗歌意象,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朦胧模糊之美;另一方面,通过镜,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我”等主体也逐渐被消解,造成行为主体不确定性,因此这首诗歌也就成为了“诗歌的形而上学”模式。所以,诗歌《镜中》是借着古诗词汇外衣的具有先锋性和创新性的新诗书写。

语言的“甜”与时代的“甜”——论张枣诗歌的“橘”意象

张枣的诗歌兼具语言的纯粹性和诗思的现代性,他于汉语性和现代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和互动机制,并期冀建立一个整合的“诗歌宇宙”。其中,“橘”这个意象在张枣诗歌中占据的地位不可忽视。从橘意象入手,可以窥见诗人对古典浪漫主义的承继,对宇宙中知音的觅寻,对现实中故国的思念,以及对可供栖息的“心居”的向往。橘的“甜香”和“圆润”使张枣的诗思得以具象化,在诗人“化古”与“化欧”的辩证融合中,彰显了汉语言的诗性之“甜”,并最终凝结为时代的哲思之“甜”。

精灵的名字——论张枣

在当代中国诗人中，没有谁的语言亲密性达到张枣语言的程度，甚至在整个现代诗歌史上也找不到谁比他更善于运用古老的韵府，并从中配制出一行行新奇的文字。他留存下来的诗作如此之少，这种吝啬与他平日在夜深人静的酒精中的挥霍形成强烈对照。

张枣的“元诗”理论及其诗学实践

在当代中国诗人中，张枣可谓是用来验证新诗回归语言的最好的案例。用德国汉学家、诗人及译者顾彬的话来说，张枣“是中文里唯一一位多语种的名诗人。他不仅可以用多种语文交流，也阅读和翻译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文学。因而对他而言，用汉语写作必定意味着去与非汉语文化和语言进行辨析。这类辨析直接作用于他诗歌构图的形式和结构上。”

中西现代诗歌关系新论——以张枣对史蒂文斯的译写为中心

引言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与西方诗歌的译介不无关系,虽然不能完全归因于后者,而还包含了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逻辑。但是,在一般的研究框架中,西方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已经成了一个压倒性的论述。时至今日,这样一种＂思维定势＂需要重新被审视甚至打破：这既和现代汉语诗歌逐渐增强的语言和文化主体性有关,也得益于晚近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理论的刺激。

疾驰的哀鸣:论张枣诗歌中的声音与抒情表达

诗人张枣一生仅仅创作了百余首诗歌,但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关于传统,他始终有着一种相对明晰的态度。本文选择以声音的视角切入,将通过句式、停顿、词的选择等包孕在情感与意象中的内在化节奏展开,从而在声音传统中去洞悉张枣的诗歌所彰显出的哀鸣与急促等情感特征。

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为例

当代诗关于历史可能性的想象与书写,归根结底是关于诗歌技艺与语言可能性等问题的探讨,也就是说,诗歌中的现实与历史问题,终归是语言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历史对位法"的视角下,可以得到清晰的说明。自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其"历史对位法"表现为三种历史观念和历史向度的竞争与角力,分别是"历史救世"、"历史终结"以及"历史神学"的观念。这些观念基本上可以概括1980年代以来当代诗的审美、政治、伦理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将会把我们暴露在一个真实的处境中。这三种观念在诗歌的具体写作方面则表现为,将自我的经验和境遇政治化或是"理论化"或是"神学化",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作品,则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观念的具体例证。

论张枣“言志合一”的诗歌写作向度

张枣的诗歌写作具有语言本体论向度,但这一写作向度的反思背景是"言志合一"。作为过程的诗歌言说在本体上已追问、构造、关联着生命,诗意的涵容过程便也是语言的展开过程。张枣深刻体悟中国古代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写作中把握、立足于"言志合一"关系,由此他的诗歌既有语言的精纯唯美,又摆脱了踩语言高跷的危险。同时,他承续到传统的关键点:语言,把汉语言的圆润、流转发挥到极致,并最终超越"词与物"、古与今、中与西等二元对立,使其诗歌拥有一种既古典又洋气的旖旎风貌。

诗人的“德国锁”——论张枣其人其诗

诗人张枣去世以来,诗歌界对其人其诗一直有密切关注。参照新近访知的信息和发现的文献,简要地描述了张枣的家世与生平,部分呈现了诗人的形象与写作履历。在此基础上,就张枣诗歌的风格、主题、观念、写作语境等提出自己的理解,表达了对其一些诗歌细节和诗篇的观察与困惑,也论及其诗歌翻译与翻译观。

论张枣诗歌对古典传统的现代转换

张枣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本质及出路进行了深刻思考。与单纯地强调中国现代诗歌应借鉴古典诗歌传统有所不同,在张枣看来,现代汉语诗歌创作虽然需要承接中国古典诗歌精华,但更重要的是对古典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以西方现代人文精神为基点进入传统。张枣通过化用中国传统诗歌意象、重新审视并表现中国历史文化、营造诗歌的内在音乐性,达至诗歌古典神韵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探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