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刺马案”到《投名状》——由历史到文学的转折

"刺马"案发生于1870年8月22日,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为刺客张汶详刺杀而亡,张汶详则当场就逮。事件发生后,朝野震惊,迅即展开审讯工作。这起案件,官方以"挟嫌报复"定谳,但人心未惬,众议汹汹,传言纷起,渔色负友、通回卖国、丁日昌买凶、湘军高层买凶、反洋教者买凶之说,蜂然涌现,"真相"如何,至今仍未能遽断。"刺马"案是历史事件,各时代对历史事件,都有不同的诠释,这在历来史部载籍中即有所反映,而文学、艺术作品,则更大肆的利用历史所遗留的缝隙,展开虚构,并于虚构之中涵藏新的诠释。自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以下,"刺马"案即以许多不同形式的文学、艺术加以转译、解读,其中"渔色负友"是最主流的诠释,其情节结构也最具探讨意义,而最主要是藉人物的"定性"与"定位"作开展,这也是历史转折向文学最重要的途辙。《投名状》杂糅了"渔色负友"与"政治阴谋"为一,为人物作了新的"定性"与"定位",具有人性的高度与史诗的格局,不但凸显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展现了当代对历史事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