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的叙事学研究

张爱玲的小说赓续了古典文学的美学特征,同时引入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叙事技法,以中西结合的独特面相形成了个人化风格显著的叙事风格。她以日常化叙事题材实现了小说的诗性建构,通过繁复的意象建构与细腻的感官书写濡染出令人流连忘返的文学意趣,生成了现代小说中的独特文学景观。本文结合具体的小说文本,从叙事空间、意象建构和感官叙事三个角度出发探析张爱玲小说的叙事艺术。

丰润籍红学家王佩璋与张爱玲

王佩璋与张爱玲都是丰润籍的女性红学家,二人在《红楼梦》研究上有很多共同点,都有见识卓越的红学成果,都对《红楼梦》文字内容非常熟悉,都探讨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都否定《红楼梦》的“自叙说”。二人的红学研究也有不同点,如研究《红楼梦》关注的范围不同,写作风格不同,这源自她们生平阅历的差异和研究目的不同。

试析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红楼”底色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深受《红楼梦》影响,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散发着与《红楼梦》中女性形象相似的气质。张爱玲继承《红楼梦》以女性为核心的写作手法,擅长描写“贾母”式的女性大家长,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更是对《红楼梦》有诸多的借鉴。本文通过对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和《红楼梦》女性形象的分析,研究张爱玲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红楼底色。

镜变为灯:张爱玲性别意识研究的文化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张爱玲以高度自觉的性别意识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下女性最本原的存在状态,她以“地母”般的热诚对人性做了深入的探寻和言说。她站在女性性别文化立场上审视与展现了人性之恶,这使得她的性别意识与哲学意识相互参照,呈现出恢宏和艳异的诗意气象。对其进行探索与研究能有效地为当下性别观念的合理化提供强有力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当代女性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实践路径。

娜拉及其他前行者——鲁迅与张爱玲之间的对话

关于娜拉这一全球新女性典范的文学阐释,鲁迅与张爱玲之间构成有意味的对话关系。虽然二者的立场、风格通常被认为完全对立:鲁迅是泛政治化的女性压迫批判者,而张爱玲则是去政治化的女性气质表演者。但实际上,鲁迅与张爱玲有着出乎意料的相似处,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尖锐的社会批评方面,也体现在这两位作家为人称颂的现实主义手法常常转化为现代中国历史的隐喻。他们拒绝文过饰非的彻底程度可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条重要的批判线索。关于娜拉的何去何从,鲁迅和张爱玲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他们的分歧与两位作家各自的性别定位有关,但也凸显出性别化现代主体的前提、局限与存在的陷阱,这其中的“出走”则是其现代性和自决性的基本隐喻。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光影书写

张爱玲小说散布着大量对光影的书写,从不同角度加深了人物、场景的刻画力度,同时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隐喻与象征意味。通过不同时空场景下光影书写的设置,张爱玲传递着笔下人物的心理情绪,影射着命运走向。光影参与小说叙事活动的多个维度,虚化叙述时间,牵引着情节发展,也成为张爱玲解构人生、揭示人性的生动写照,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张爱玲的光影书写渗透着浓厚的个人色彩,并流露出影视化的叙事倾向,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美学风格。

基于服饰角度解构张爱玲中短篇小说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其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在当今时代下,服饰文化越发受到重视,逐渐演变成一种符号,并富有深刻寓意。张爱玲对服饰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和研究,在其多部中短篇小说中都加入了大量服饰描写,每个人物都有符合自己的专属服饰,由此可见,在张爱玲小说中,服饰在人物刻画及剧情走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服饰角度,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进行解构,并对相关细节重点研究,以供参考。

论张爱玲小说的感官书写——以《金锁记》为例

多感官叙写使张爱玲的文学作品更为生动,该文以《金锁记》为例,从视觉、听觉、味觉三个角度探讨张爱玲独特的艺术创作风格,感受张爱玲苍凉美学的创作意识和虚无的人生观,品味其笔下现世人生的浮世悲欢与苍凉。视觉角度,张爱玲将色彩作为具有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审美符号,通过描写色彩来表现人物内心,渲染环境氛围,传递苍凉美学;听觉方面,张爱玲将自己的生命意识囊括在声音之中,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审美体验,最终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体现其文学作品的内在气质和独特魅力;味觉角度,她从食物书写入手,深入人性道德的孔隙,展现表层食物书写背后蕴含的深层价值和意义。

基于语料库的张爱玲自译散文语言特征探究——以英语原创作品自译为汉语作品为例

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才华的女作家之一,其小说作品更是盛名海内外。而对于其散文,尤其是自译散文的研究还稍有欠缺。因此,该研究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词汇和句法两个方面对张爱玲英自译汉散文的语言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词汇层面考察,张爱玲英自译汉散文在词汇的运用方面显示出灵活多变的特征,这与其原创汉语散文的词汇使用特征极为相似;从句法层面考察,张爱玲的英自译汉散文表现出一定的翻译共性,与张爱玲的译他散文趋近一致。这说明,张爱玲的自译虽然在遣词造句上具有自主性,但在整体结构上仍然受到源语文本的影响。

色彩、电影、插画:论张爱玲小说的观看与书写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与绘画、电影等艺术形式的紧密关联性,不论是带有鲜明个人特质的色彩描绘,还是电影技巧在小说文本中的呈现,抑或为小说附上自己设计的手绘插画,都使得张爱玲小说具有鲜明的视觉艺术特质。这种视觉艺术效果不是直观的视觉产物,而是透过其现代性思想表达出的结果。正是在文学艺术和视觉艺术的交融中,张爱玲独具魅力的文学世界被建构了起来。本文主要探讨张爱玲小说的视觉艺术及其现代性。

译者惯习影响下的翻译动机、行为与策略探究——以《老人与海》的张爱玲和余光中译本为例

译者惯习对翻译活动存在不可避免的影响。文章以《老人与海》的张爱玲和余光中汉译本为例,探究其中译者惯习对翻译动机、翻译行为以及翻译策略选择的操纵。通过对二者惯习的分析和具体译例的对比可以发现,在动机上,张爱玲的翻译动机在于维持生计和对原作的热爱,余光中的翻译动机在于担负的责任感;在行为上,不同的译者认知、文学素养和双语背景会导致翻译行为的不同;在策略上,惯习的差异使得张爱玲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余光中则偏爱归化的翻译策略。

张爱玲的晚期风格:爱与真的启示

张爱玲晚期作品风格反映了其在文学创作的深刻探索,体现在对传统叙事的颠覆、对语言的精练运用及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入挖掘上。晚期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个体内心与社会现实的紧密关系,同时展现了文学在个人经验与社会批判中的多重功能。在语言上,她追求简练而富含深意,通过非线性叙事和意识流技巧,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文学的表现手法增添了新的维度。

理想“父亲”的追寻——对比张爱玲《茉莉香片》与远野遥《破局》中精神父亲的建构

张爱玲《茉莉香片》中刻画的聂传庆这一人物形象,展现了其对精神父亲的追寻,与在此基础上对于理想自我的建构,以及最终理想父亲的形象破灭后呈现的雄性反击与自我否定。在远野遥《破局》中,男主人公阳介也有着类似的情形,但二者在父亲的“缺席”与理想自我的构建上又有所不同,选择这两篇文本,运用文本细读与比较文学的方法,以《茉莉香片》为主,与《破局》进行对比分析,结合作者的生平经历,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与父性文化的研究,探寻其笔下人物对于精神父亲的追寻与建构。

论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以《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

女性作家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女性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位置,其小说主要讲述女性故事,体现出成熟而深刻的女性主体意识。本文以张爱玲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从葛薇龙和梁太太的境遇展开,分析文本展现出来的女性欲望以及女性疯狂,解读张爱玲批判男性角色的深刻意义,以及对封建男权社会的反抗。

张爱玲小说中的茶事描写及相关解读

张爱玲文采绝佳,但她更爱茶,她经常以茶入文,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也经常能感受到那种茶香氤氲。如果能够有一杯香茶、一本张爱玲小说在手,就能令读者回味无穷,感受到张爱玲文学的精彩绝伦。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与中国传承数千年的茶文化体系是完美融合的,因此深入解读张爱玲小说中的茶事描写是非常有意义的。

许鞍华电影《第一炉香》与张爱玲小说影视改编

许鞍华具有“张爱玲情结”,所以会三度改编张爱玲小说。对经典文学文本进行影视改编本身具有极大的艺术风险,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较高,其小说创作形成了独特风格,被称为“张爱玲体”,影视转译很难捕捉其风格特征。张爱玲小说大体可分两类,前期多为心理分析小说,风格浓艳,后期多为世情小说,风格平淡,比较适合改编的是第二类作品。在已出六部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中,《色,戒》《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较具创造性,取得成功,而《第一炉香》《倾城之恋》《怨女》较为平庸。

论张爱玲早期小说中爱情的理想化

张爱玲的早期小说在爱情故事层面上面目各异,但其中隐含着爱情自身的理想性本质。结合张爱玲对爱情的直接表述,将其早期小说中爱情的本质归结为三点:“给得彻底”“相遇相悦”“自身的革命”。这三点对应了爱情于对方的意义、双方的情态、于自身的意义三个角度的论断,具有普适性。指出张爱玲早期小说里理想化爱情的悬设成就了日常现代性之外的另一种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涵盖了“人”的观念、文学对象、道德意识几方面的现代转换。

张爱玲作品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作为著名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之一,张爱玲可以说在国内是家喻户晓。得亏夏志清、李欧梵等学者的研究与推介,张爱玲的作品开始走出国门、走向英语世界,然其作品在法国的境况却不尽如人意。本文将通过研究与梳理数据资料,从作品的译介与研究、传播与接受以及前景与挑战三个方面,分析论述张爱玲作品在法国的译介研究以及传播接受情况,在文化交流、翻译出版以及影视改编等角度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希望借此研究丰富张爱玲在国外的译介研究,以期读者能够对张爱玲在海外的传播有更进一步的深入和了解,促进中法双方学界对于张爱玲及其作品研究的交流与合作。

广采博纳、探幽发微的学术范式——论张均的张爱玲研究

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在此后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张爱玲成为最热门的研究对象之一。((1))与此同步,张爱玲研究史上的价值分裂在时间的推移中不是逐渐消弭,而是持续发生,这一研究现象在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显得异常突兀。至于大多数的张爱玲研究泛泛所论高度趋同,真正深入的研究又多有深刻的偏见。这更是当前张爱玲研究的重大困惑。

张爱玲与民国时期的上海美术

翠蓝、墨绿、雪青、橘绿……张爱玲在行文中喜欢使用一系列冷色调词语的排比,以此烘托一种南方冬日的清寒氛围,亦爱将虾子红、玫瑰红、深粉色、泥金等参差错落的颜色进行对照,以此来表达小说中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经纬对照,因而这些颜色也可以被视作“张爱玲的颜色”。在“张爱玲的颜色”中,还有一些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且只在背景处出现的“混合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