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亡命外黄到两度封王——张耳人生选择的启示

秦末汉初的动荡时代,张耳亡命外黄,获婚姻资助成为外黄令。巨鹿战后,追随西楚霸王项羽,封常山王;项羽兵败,张耳归汉封赵王,成为适时调整人生方向,不断寻觅和捕捉机遇,获得成功人生的典范。张耳在特定时代的人生选择是促成其社会流动和代际流动实现的主因。

论张耳、陈馀关系变化之缘由及其文化意蕴

张耳、陈馀原是一对刎颈之交的"畏友",后来却成为一对以势利相交的"贼友"。究其原因,很多人认为是"形""势""情"的变化导致的。但是,它并未揭示出二人关系变化的根本缘由,"形""势""情"的变化是一个方面,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两人的性格特点。两人性格的特点是其关系由"刎颈交"变为"势利交"之必然性因素。

“巨鹿之战”对张耳、陈馀友谊之影响探析

"巨鹿之战"为巨鹿文明增添了历史神韵,也影响了张耳和陈馀的人生。战前的张耳、陈馀志同道合,为理想积极谋划;巨鹿一战,朋友疑忌,反目成仇;战后的张耳、陈馀分道扬镳,皆欲杀对方而后快。张耳、陈馀的人生经历和友谊破裂引发后人对友谊的深入思考。

秦朝末年影响赵国政局的进言与纳谏——以《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为中心的考察

司马迁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记载了几则意义深刻的进言与纳谏史事,这些进言与纳谏、拒谏活动不仅直接促成了秦朝末年赵国的建立,而且在赵国的发展、更替和反秦斗争中产生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其中的利弊得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见仁见智,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总结。

巨鹿之战前后张耳、陈余略析

张耳、陈余是对巨鹿之战有重要影响而被忽略的人物。巨鹿之战前,张耳、陈余立赵歇为赵王于信都;巨鹿之战中张耳、陈余请求楚救赵,陈余还给章邯写了劝降信,二人在巨鹿之战中起了重要作用;张耳、陈余分道扬镳后,人生结局不同,值得深思,有启迪作用。

“五星聚东井”天象与楚汉变局中的张耳归汉

“五星聚东井”天象在《史记》《汉书》中被认为是汉朝兴起的象征之一。在中国古代不断有人质疑这一天象的真实性,但限于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水平而停留在真伪莫究的模糊阶段。现代学者通过科学计算提出了“五星聚东井”出现的可能时间,认为汉高帝二年(前205)四月至五月的天象是最完满的“五星聚东井”。但在《史记》的描述中张耳是在“五星聚东井”发生之后选择投奔刘邦,其时间早于汉高帝二年。软件模拟提供了其他几种相关的天象复原,但都难以被称为“五星聚东井”,张耳因为天象选择投奔刘邦这一事件更可能是虚构的。从《史记》到《汉书》,“五星聚东井”的记载逐渐具体,这一变化源于对《史记》的解读而非新资料出现。张耳归汉的深层次原因是楚汉变局中各方势力斗争带来的地缘格局变化,刘邦取得关中和项羽深陷齐地促使张耳最终选择刘邦。

张耳来归

张耳多年出任赵国丞相，是项羽所统领的联军中赵军的主帅，申阳是他的旧部，张耳的到来，使刘邦获得了夺取河南国的新筹码。

《汗青格物》之十张耳陈余

张耳与陈余二人同为战国后期魏国的名士,私交甚好,颇类管（仲）鲍（叔牙）之交,并深得世人认同。

唐太宗的耳朵

唐太宗李世民的耳朵委实与一般古代帝王的耳朵有别,只不过这个"有别"不在生理现象,诸如"双耳垂肩"之类,而在心理作用,譬如"务闻其过",而非仅是"欲闻其善"之类。据《贞观政要》载,魏徵在任谏议大夫期间,前后共陈谏二百余事。就是这样一个"挑刺官",反而得到唐太宗重用:贞观三年,被任命为秘书监,参与朝政,后又被封为郑国公。魏徵逝世后,唐太宗感叹道:"昔唯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于是,他一面"虚己外求,披迷内省",一面要求"

领导性格与下属能力发展——基于刘邦、项羽与韩信的角度

领导性格是领导意志的直接体现,它对下属的情绪、行为甚至命运走向都会产生较强的导向和影响作用。历史上领导者的性格对下属能力发展产生影响的不乏其人。韩信一生的大起大落,就与他的领导项羽和刘邦的性格息息相关。项羽和刘邦都有称霸天下的鸿鹄之志。楚汉相争之初,刘邦在各方面都不能与项羽相提并论。就个人能力而言,刘邦武不能上阵,而项羽勇冠三军,力能拔山;从双方兵力来讲,刘邦仅有十万人马,

鸿门宴楚汉得失之我见

谈到秦末汉初楚汉相争的历史,首先必及鸿门宴.此“宴”为楚汉相争之肇始.一种习惯性的看法认为,鸿门宴上项羽大失策,其一,未能击破沛公军如原意;其二,心慈手软,未能在宴会中如范增意就势除掉刘邦,永绝后患.项羽有此二失,以致于后来落得个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悲惨结局.事实上,这种看法是肤浅的,仔细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就会发现,项羽集团通过鸿门宴之会而捞到了巨大的好处,而刘邦也因此免除了一次危难.鸿门宴是刘项双方在各自实力和背景基础上所达成的妥协、平衡,各有得失,和后来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史记》人物形象的细节描写

司马迁的传世之作《史记》是一部卓越的历史著作,但因为在具体的撰写过程中,司马迁能“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再现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此,使得《史记》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本文试图从文学的角度,对《史记》人物形象的细节描写进行一些探讨。

张苍与档案工作

张苍,河南阳武县人,出生于战国晚期,善长于律历知识,秦朝时官至御史,主掌四方文书,后来因为犯罪,逃亡在家。刘邦打天下经过阳武时,张苍就做了他的门客,随军攻打南阳,因连坐当斩,被王陵所救,随刘邦入关,一直打到咸阳。陈余逐张耳时,被封为常山守,跟从韩信攻打陈余,有功,被封为代相。后又迁为赵相,不久又任代相从刘邦击臧图,有功,公元前172年,被封为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并以列侯身份居相府办公,任计相,主掌天下计籍。四年以后,迁为淮南王相。公元前180年,任御史大夫。公元前176—前162年,张苍居相位15年,因律历之争及所荐中侯奸利之事而免相居家。公元前152年去世,年100余岁,谥号文侯,被后人称为西汉名相。

陈胜吴广起义的内部斗争分析

陈胜、吴广起义的三次具有代表性的内部斗争产生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影响,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农民起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也为我们研究历代农民起义提供一种新的探索途径。

《史记正义》“代王耳”史事发覆

项羽、刘邦先后册封张耳为常山王、赵王,素为人所知。通过解读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的“代王耳时都中都”与功臣张苍的仕宦履历,我们认为汉三年六月至汉四年十一月刘邦分封有代国,“代王耳”应该是代王张耳的省称。张耳代国辖有太原、云中、雁门、代四郡之地,郦食其三年秋季的献策内容亦证实太行山以北有王国。张耳似乎没有前往封地,而是让代相张苍坚守代国,与燕国一起担负抵御匈奴与藩屏汉朝的重任。随着张耳徙封赵王,代国亦废。后来代王刘恒和刘武定都中都,乃是承袭张耳故事。

论孔鲋往归陈涉

孔鲋又名孔甲,字子鱼,系孔子八世孙。公元前209年,他与“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对于此事,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史家,大都采取伪造、歪曲历史的手段加以矫饰,唯恐玷辱圣人家门,如三国魏王肃伪作的《孔丛子》就是其中一例。解放后,大抵将孔鲋等人扣上“混入农民起义军进行破坏”之类的帽子。现在,又有论者为孔鲋大唱赞歌。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参加农民起义的知识分子”。

从此岸到彼岸——近年来留学生文学的视角转换

90年代初大陆的留学生文学的创作,由于渐渐由此岸文化融入彼岸文化,而在作品的主题上、心理描写上都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重大转换。在形象的塑造上也出现了不同于“打工仔文学”时期的“新人”,即那些已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的留学生。本文对这一创作视角转换的原因及其内容作了分析。认为这一“新人”的出现,是种很可注意的转折。留学生文学或许会以此为契机,最终会成为反映融入彼岸文化后的留学生文学,一种新的海外华文文学。

陈涉戍边是走向南越——兼说陈涉的籍贯

《史记》中的《陈涉世家》记载了我国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司马迁把他置诸《世家》中,与孔子并列,可谓巨眼慧识,尊之弥高,褒之愈光,用范文澜先生的话说,陈氏可谓“大丈夫”了。但我有两点疑问,藏于胸中多时了,不抒发出来,觉得不快,现谨写出,请益于国人。一、是北戍渔洋么? 《世家》云:“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洋,九百人屯大泽乡”,说谪戍地乃是渔洋。按渔洋乃在今天的河北境。地在大泽乡的直北。这些谪戍之众,如果是从陈郡出发。

韩信死因析

韩信以其赫赫战绩,为建立刘汉皇朝立下了殊勋,从而跻身于西汉皇朝开国元勋的行列。宋史学家司马光对韩信之功曾作过这样的概括:“韩信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然而,韩信的结局是悲惨的,以“谋反”之罪而被诛。 韩信之死,扑朔迷离,真相难辨,杀“叛徒”乎?杀功臣乎?历史真啻安在?

《广释词》补遗(二)

补例与一使与犹使也。[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贯高与客孟野等十馀人,皆自觉髠钳为王家奴从来。贯高与各至对狱。”贯高与客即贯高使客。与一语与犹语也。[例]白居易《迎春花赠杨中郎》:“凭君与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谓凭君语向游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