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平佚文《新的创伤——哭燕儿》考释与读解

张资平1939年落水是其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历程的重要关节点。这一关节点的部分详情(1936-1940)在他的《新的创伤——哭燕儿》一文中有所披露。此文是张资平落水后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散文,其中既有对亡女的沉痛悲悼,也有他落水后“知惭愧”情绪的隐晦表达。当然,这种“知惭愧”的表达并不是如日本研究者所称的“脱离了一个汉奸的行为轨迹”,只是一个落水者偷生之余的黍离之悲。此文以创造社特有的自叙传手法表达了黍离之悲与丧女之痛杂糅而成的复杂情绪。

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

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出版话题。就文本而言,在大报及同人创办的刊物上持续刊发张资平作品的广告,以夸张的广告语推宣其作品的突出特点,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作品的关注度;以时尚装帧为突破口,博得青年读者的喜爱,激发他们的购买欲,促进市场的销售;趁热打铁,在作家的选集本中同收长篇小说,让读者持续保持对其长篇小说的关注度,同时以优惠方案吸引读者,营造名人名作、现买划算的市场效应。就作家而言,蹭热度,出作家自传、评传,打造名家光环,营造长销的互动氛围;发表系列古今中外的文论文章,伴以应聘大学教授职位和作讲座的方式“加持”自身的知名度;以高强度的写作速度打造长篇小说出版的高频度,以文体的谋术营造可持续性出版的创作效应,推动长篇小说的销售。这一模式就文本而言,屡试不爽;就作家而言,却值得深思。

抗战时期在南京的张资平简论

张资平于1940年3月来到南京加入汪伪政府成为汉奸,此后发表有《新红A字》《青燐屑》等作品,为日伪“和平文学”张目。《中报》上连载的《烟波江上》则是此前未曾提及的张资平中篇小说,主要描写武汉大革命时期革命青年一步步走向幻灭的过程。另外,张资平在彼时也写了一些与日伪当局宣传口径不一致,乃至对部分日本殖民者表示不满的文字,呈现出两副面孔。

一场夹缝于新旧文学之中的文化博弈——黎烈文“腰斩”张资平事因新考

黎烈文“腰斩”张资平的《时代与爱的歧路》是现代文学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黎烈文之所以如此,学界一般认为是顺应读者要求所致。但结合当时的文坛现状来看,黎烈文“腰斩”张资平的小说并非是读者之故,而是新旧文坛明争暗斗下的必然之举。黎烈文替换周瘦鹃担纲《自由谈》新主编,触及了旧派文人的利益并引发他们的攻讦。而周瘦鹃重新拥有新的发声阵地《春秋》后与《自由谈》展开了争夺读者地盘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黎烈文约请的《时代与爱的歧路》成为了旧派文人的众矢之的。彼时,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正走下坡路,新文学作家亦对其创作表示不满。于是,身处夹缝之中的黎烈文迫于压力,只得“腰斩”《时代与爱的歧路》以平息纷争。

张资平小说思想价值与历史影响的再认识

张资平小说以“有意味的形式”生动地呈现出“乡土中国”在资本主义商业化过程中,物质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潮对人情感世界销蚀的现代性命题及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后的不安与惶惑,艺术地再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历史与人性演进的方方面面,蕴含着反思现代性的意义维度。其具有先锋试验意义的小说文本,为20世纪末的中国文学生产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源性因素。张氏巨大的文学成就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与已有的文学史评价极不相称。

人性主题的畸形呈现——张资平小说性爱主题论之一

把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作为一个连贯的思想整体 ,探讨其性爱主题的价值形态应该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多属于亲缘社会人 ,他们往往被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制约 ,不能按照自己本能的欲望做出自由的选择。描写男女双方性爱生活在亲缘社会中的痛苦历程以及普遍的“逃离意识” ,表明了作者对这一亲缘社会所确立的道德伦理体系的批判。同时 ,人物自然欲求最终由热烈而趋于平淡乃至消褪的过程 ,又表明作者思想倾向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以及明显的偏颇和俗套。

张资平早期小说与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从整体上作用于张资平早期的小说创作。张氏早期的恋爱小说是客家山歌的故事化, 是客家民间歌谣隐型结构在小说中的具体外化。客家人历史上形成的“男人在外乡, 女人在故乡”的家居模式对张氏小说人物关系的安排和命运产生巨大的制约和影响。张资平早期小说表现了作者复杂的乡土情感, 深蕴着客家人的恋乡情结, 同时又与“五四”时代主流话语汇合, 大胆暴露和批判客家文化中的落后消极因素和残酷野蛮的陋习, 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命运是客家妇女苦难人生的缩影。他早期的小说是生动的客家文化风俗史, 是认识、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的珍贵文本。

张资平“走红”现象的大众文化考察

从大众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价张资平在文坛的“走红”现象,会发现其创作的商业化意识、文本的意识形态疏离以及独特的读者构成等是其赢得市场的关键。研究张资平的“走红”,还能为当下的文学生产和文学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

新道德的描摹与建构——张资平性爱小说新探

张资平的性爱小说中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建构意识 ,其中贯穿着对灵肉一致的新的性道德的描摹。这在当时是一种先锋性的探索。因此在他的性爱小说中 ,新道德的实践者在新旧道德激烈交战的现实生活中常常是“乱伦”的叛逆者 ,是时代的悲剧性人物。他清醒地描写着这时代的悲剧。张资平对新道德的描摹与建构也是他对“五四”那个时代的呼应 ,新道德实质上就是“五四”传统中“个人的发现”的体现和深入。

从“张资平现象”论左翼文学的初期发展

张资平"左转"作为参照物可以旁证左翼文学一段旁逸斜出的发展初期。后世文学史家擅以"剔除法"突显左翼文学的严肃单一性,未免忽略其复杂丰富性。

论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一方面对教会及教徒的阴暗面竭力揭露针砭，另一方面他又在其作品中努力弘扬着救赎、忏悔、宽恕等基督教思想，这似乎构成了张资平小说中的一种矛盾。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他在创作中对《圣经》教义的引用、对《圣经》典故的借用、受《圣经》构思的启迪等方面。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

论张资平的小说创作

张资平早期小说在主观情绪宣泄中把自我融入广大的社会空间,从性的苦闷写出生的苦闷，探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并对自己体验的生活事象作出客观描绘，为创造社小说创作增加了生活的厚重感。他创作成熟期的大量性爱小说呈现出复杂性，既以审美眼光去观照性和性心理，表现了追求自由和生命本体与外界的价值冲突，映射出时代精神，又失之于对两性多角关系的描写过多且滥，流露出低俗趣味。他后期趋于粗制滥造，产生媚世主义倾向，性描写中审美心理距离把握上出现偏差，性感官享乐的内客增多，因而越来越远离了新文学创作的轨道。

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张资平的自然主义文学资源主要来自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其特点是:一、题材大多取自个人经历和身边的人事,具有日本"私小说"的一般特征;二、以性欲描写为重心,着重表现人的物质性存在;三、不避琐碎、凡俗、丑陋,把"审丑"的风气带入文坛,为改变中国人传统的美学趣味起了积极的作用;四、拒绝主观情感的介入,力避虚构和想象,以科学的方法,冷静观察,客观描写,以真为艺术的生命。

不应忽略的女性形象——从张资平小说《苔莉》《红雾》谈起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伴随着“人”的发现 ,妇女地位、妇女解放成为新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母题之一。随之 ,女性形象也成为新文学人物画廊重要的人物谱系。但在我们的文学史论著中 ,这一谱系却是不完整的 ,被经常提及的仅仅是它的两极。而占取社会大多数的“中间人物” ,却往往被文学家、文学史家所忽略。以《苔莉》、《红雾》等为代表的张资平部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填补了这一空白 。

岛崎藤村与张资平女性形象塑造之比较

日中两国相近的历史文化孕育了相似的文学风格。岛崎藤村与张资平作为日中两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优秀作家,二人之间既有交集与碰撞,也有模仿与学习。从他们的文学轨迹上可以看出在女性解放和女性恋爱观点上的不同,也体现了两位自然主义作家对于女性形象的不同创造。

论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张资平是"五四"新文学草创之初影响深远的小说家。受日本自然主义的影响,张资平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义文学观:重视科学的描写、暗面描写,强调人的"自然性"。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学观和创作手法上对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张资平不仅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性爱描写的高峰,其露骨的描写也震撼了中国文坛。名利欲影响了张资平文学创作的每个阶段,也是最终导致张资平恋爱小说走向滑坡的主要原因。

拨开历史的迷雾——近年来张资平研究综述

张资平是20世纪20年代有影响的作家,但对他的研究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是观念上囿于历史定评,研究方法单一。文章探讨了张资平研究的现状,认为应该以多样化的方法,尽力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张资平。

张资平情爱小说中性爱描写的文化价值

张资平情爱小说中的性爱描写一直是引起学术界批判的首要因素,但从历史语境和当前语境的对比看却可以发现新的意义所在。即张资平的性爱描写与当时个性解放思潮的契合,并且突破了五四以婚姻自主为争取解放的初级模式,揭示了性欲望的自由与婚姻形式的固定之间永恒的矛盾困境,有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和独特意义。

郁达夫张资平性爱观差异论

郁达夫和张资平都受到过现代性爱观的熏陶 ,但他们的小说中对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观的基本原则却有不同的理解 :郁达夫对此是怀疑的 ,张资平则坚信不疑。这种差异导致了他们对性爱中男女关系的不同看法。

日本文学对张资平早期浪漫主义创作的影响

张资平在日本留学十年 ,其早期浪漫主义创作深受日本文学影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 ,张资平以他擅长的笔法和题材展示了五四新青年的苦闷与觉醒 ,表达了他们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种种生存本相。张资平早期的小说创作具有浪漫主义情调 ,应该是严肃而有特色的新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