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敦煌遗画Дх224、Дх15、Дх223弥勒经变研究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敦煌遗画Дх224、Дх15、Дх223弥勒经变,是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的两件弥勒经变绢画中的其中一件,此经变画仅剩若干残片。通过将此件绢画同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大英博物馆藏敦煌遗画Stein painting 11弥勒经变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此件绢画不仅有弥勒下生经变,还有上生经变,结合经文内容,对其表现的内容、艺术风格和年代进行详细论述。

经折装古籍科学修复初探——以《佛说当来弥勒出细宝卷》为例

经折装是应用普遍且长期流行的中国传统古籍装帧形式,承载着重要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其形制高贵古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同时也面临书口和接缝易破损断裂、书口难折齐以及对手工操作精细化程度要求高等保护修复难题。本文以经折装古籍《佛说当来弥勒出细宝卷》为例,系统介绍了经折装古籍科学修复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包括古籍基本信息与价值判断、保存现状评估、科学检测与分析、修复方案制定与风险评估、修复实施、效果评价与分析及修复档案制作,提出了关于古籍科学修复的相关思考,以期为同行开展经折装古籍修复提供参考,为中华古籍保护与传承提供助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弥勒葡萄产业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葡萄产业作为弥勒的支柱产业之一,其高质量发展对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从弥勒葡萄产业种植面积、产量,科技支撑,加工成效等方面客观呈现产业发展现状,总结其存在品质良莠不齐、品牌缺乏竞争力、种植品种亟需调整、农旅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技术型人才短缺等问题,针对问题提出政府牵头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加强品牌建设与市场推广、优化品种种植结构、完善农旅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人才培育与引进战略等对策和建议,以期推动弥勒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弥勒信仰:中国民间宗教的思想核心

自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佛教僧人法庆以弥勒信仰创立大乘教、梁武帝大通元年(527)佛教居士傅翕以弥勒信仰创立弥勒教以来,弥勒信仰在此后的千年流传过程中,一直是中国民间宗教的思想核心。其中,元末白莲教的彰显与弘传,明中叶无为教、黄天道、东大乘教的继承与发展,明末清初大乘天真圆顿教的集大成与体系化,使弥勒信仰更加深入民间社会,赢得了广大民众云合景从,因而引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民间宗教信仰运动以及由此转化的连绵不断的民众武装反抗运动。

来自奉化长汀的“弥勒”

寺庙里弥勒佛的造型成为今天我们喜闻乐见的模样,得益于宋代宁波岳林寺的住持昙振。弥勒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与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同列佛教五大菩萨。释迦预言,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弥勒将继承自己的佛位为未来佛。在此之前,弥勒在兜率天修行。寺庙中印度式的弥勒塑像主要有两种,一是结跏趺坐,双手结转法轮印,凝神入定,通常奉置于大雄宝殿内,位于释迦佛之右,与释迦佛、迦叶佛组成“竖三世佛”;二是头戴天冠,下着裙,周身佩以璎珞、珠宝,雍容华贵,供奉在天王殿或弥勒阁。

延和元年鎏金弥勒佛像艺术风格分析

文章主要对延和元年鎏金弥勒佛像的服饰、姿态、发髻纹饰、背光和台座等方面进行了艺术风格分析。认为该佛像展现出早期关中地区佛像艺术与南朝艺术融合的特征,揭示了北魏初期汉地文化艺术对佛教造像艺术的深远影响。

北京雍和宫白檀木弥勒大佛的故事

北京雍和宫万福阁内有一尊弥勒大佛,被誉为世界上最高的独木造像,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弥勒大佛以一整棵白檀木雕刻而成,通高26米,其中地面上高18米,地下另埋:米,起到支撑固定作用。该尊造像可谓“通天达地”,巍然屹立于汉白玉须弥座之上。

弥勒市蔬菜基地土壤养分状况分析

以弥勒市某蔬菜基地土壤为研究对象,测定0~20 cm耕作层土壤理化性质和重金属含量,采用单项指数评价法对其土壤肥力进行评价,并利用国家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作为重金属限量标准。结果表明,从有效养分含量分级可以看出,所调查蔬菜基地0~20 cm耕作层土壤碱解氮含量处于丰富水平,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普遍偏高;土壤有效铁、有效铜养分均过量,有效锌为高量,有效硼为适量;土壤交换性钙、镁均表现为过量,有效锰普遍不足。所调查蔬菜基地0~20 cm耕作层土壤重金属砷含量略高于国家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土壤铜含量远高于国家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综上,土壤磷、钾、铁、铜、砷和交换性钙、镁过量以及锰养分普遍不足是所调查蔬菜基地施肥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外,土壤重金属砷、铜超标,为Cu-As复合污染土壤,应当加强土壤环境和农产品砷、铜协同监测。

看弥勒如何“治理一河 盘活一城”

作为弥勒市境内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甸溪河被弥勒人称为“母亲河”。然而,长期以来,随着常住人口增加、产业发展,甸溪河逐渐沦为城市“臭水沟”,人与水的距离变得“恐尺天涯”可喜的是,经过多年的治理,如今的甸溪河已恢复往日的生机——水清、岸绿、鱼游、鸟飞。2023年底,甸溪河被评为“国家水利风景区”。甸溪河如何在短短几年间完成蜕变,这样的变化又给弥勒带来了什么?其治理方式有何值得借鉴之处?

延和元年鎏金铜弥勒佛像发愿文考释

文章主要对延和元年鎏金弥勒佛像发愿文的内容、结构以及用字及书法艺术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这尊弥勒佛像不仅见证了弥勒下生信仰的传播,同时也反映出南北朝初期,在战乱频发的背景下,平民百姓对社会安定的深切渴望。

弥勒市全面完成机关档案“三合一”制度制定工作

为落实落细机关档案“三合一”制度编制工作,弥勒市通过加强学习宣传、强化指导服务和强化责任管理等,切实把中央和省州“大战略”“大决策”“大目标”细化为弥勒的“小谋划”“小举措”“小抓手”。目前,全市已完成70家机关单位、15家乡镇(街道)档案“三合一”的审核和复函工作,完成率100%。一是强化学习宣传,确保“三合一”制度走深。开展“经验共享互学共进”业务交流活动和基层实践调研。在交流和调研中,结合机关档案“三合一”制度。

弥勒苣苔叶插繁殖试验研究

为探索珍稀濒危植物弥勒苣苔繁殖方法,开展以无菌种子萌发组培苗叶片切割扦插试验,研究不同叶片切割处理方式对子株数量的影响,找寻最佳繁殖方式,实现规模生产,使之成为唇柱苣苔属和报春苣苔属植物最佳商业化快速繁殖方式。试验结果表明,不带叶柄叶片上段扦插生根和子株出土所需时间均短于带叶柄叶片下段扦插或全叶扦插,不带叶柄有利于生根和出苗。扦插繁殖以叶片切段为好,根据叶片长短可用两段式切段或三段式切段扦插,每段5 cm左右,可得到最佳扦插结果。试验结果说明弥勒苣苔繁殖采用两段式叶片切割扦插或三段式叶片切割扦插繁殖系数最高,扦插苗质量最佳。

弥勒市“玫瑰花匠”助力产业振兴

近年来,弥勒市围绕玫瑰花特色产业培育,着力打造“玫瑰花匠”特色劳务品牌,用工覆盖玫瑰花培育、采摘、加工等环节,在推动充分就业的同时,促进了群众持续增收致富。目前,“玫瑰花匠”特色劳务品牌带动2000余人就业,年创收2000万余元,带动周边县市劳动力就业1万余人次。

云南省2024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现场宣传活动在弥勒市举办

2024年3月3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驻云南专员办、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弥勒市人民政府、红河州林业和草原局共同承办的云南省第11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活动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启动。今年,全球宣传活动主题为“连接人类与地球:探索野生动植物保护中的数字创新”,中国活动主题为“构建野生动植物智慧保护体系”,旨在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于野生动植物保护,倡导通过数字化技术服务加深人与野生动植物的联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弥勒市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践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1],是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是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国家农产品和生态安全,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阐述了弥勒市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践,并提出了下一步持续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工作的建议措施,以期稳步推进弥勒市农业绿色发展.

云冈石窟的弥勒造像与信仰

在云冈石窟的59000余尊造像中,数量最多的为现在的佛释迦牟尼,其次便是未来佛弥勒。弥勒造像为云冈石窟重要的造像题材,有交脚、半跏思惟及佛装等形式。通过对云冈石窟中弥勒造像的梳理可以发现,云冈石窟中的弥勒造像一方面受到了键陀罗弥勒造像、北凉石塔中弥勒造像等的影响,同时中晚期的弥勒造像也融合了中原特色。云冈石窟中的弥勒造像反映了北魏社会流行的弥勒信仰。

敦煌弥勒经变图中戒坛与戒场

在广律、戒本的记载中,诸部派有关戒场与戒坛的记载有不明之处,因此唐代道宣所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对出家受戒仪轨以及戒坛的形式做出了补充且明确规定。通过对敦煌莫高窟与榆林窟弥勒经变中戒场受戒实际情况的考察,如莫高窟第445窟的半圆形帷幕剃度受戒场景,认为戒场受戒在唐中期以后几近消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宣对戒坛的推崇,二是官方法律对僧尼受戒的严格管控。

河西石窟西夏壁画中的弥勒经变

我国西晋时弥勒信仰就已开始流行。在敦煌石窟中,根据弥勒上生、下生经绘制的弥勒经变画,自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西夏。同隋窟的上生经变、初盛唐以后上下同壁绘制的大幅经变相比,西夏的弥勒经变无论在内容的繁简上,还是在艺术风格的多样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发展和创造。特别是文殊山万佛洞绘制的弥勒上生经变,敦煌学专家认为,其界画成就可以与《清明上河图》相媲美。追根溯源,西夏出现弥勒经变画的原因,除了绘画体裁和内容的传统延续外,也与统治阶级对弥勒信仰的大力提倡和宣传密不可分,但更为重要的是,西夏建国前后,长期执行的战争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人民的衣食温饱、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得不到基本保障,因而对弥勒经所描绘的兜率天宫与弥勒净土的种种幸福美好的生活,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和憧憬。

弥勒净土变与《营造法式》中的天宫楼阁

《弥勒上生经》中的“兜率天宫”,经中国传统“天”的观念的改造以及图像的现世化后,成为一种“天宫楼阁”,其形象在演进过程中先后产生了单一建筑(群)式、院落式、平台式三种基本类型。从时间维度看,它反映了约起于公元5世纪,讫于北宋《营造法式》刊行时的建筑图像。从空间维度看,它又超越了北宋的版图。而《营造法式》中的“天宫楼阁”图像,时空局限于北宋的疆域。其载体也局限于小木作佛道帐、壁藏、转轮藏,缺少纵深的条形平面上布置。弥勒经变中丰富的“兜率天宫”图像,为我们认识《营造法式》中的“天宫楼阁”打开了一扇窗口。

五代北宋时期布袋弥勒传播述论

布袋弥勒的原型布袋和尚,是唐末五代之际浙江奉化岳林寺一个来历不明的游方僧人。其在世期间,行为怪异;圆寂后,被附会为下生弥勒,始引起膜拜,成为一个地域神祇。布袋弥勒在五代宋初影响涉及两浙及其邻近区域,布袋和尚的事迹也被释赞宁记录而形成文本。北宋中后期,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有所关注。北宋末,传入陕北。官方对下生应世弥勒说法的限制或不支持,是北宋布袋弥勒传播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