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储之争与明景泰朝政治生态——以修德弭灾为视角

正统十四年(1449)北京保卫战结束后,明王朝局势稍安。随着景帝之子的薨逝,以章纶、钟同等为代表的朝臣遂借灾上疏,发起以修德弭灾为主题的复储论争,此间景泰君臣政治态度的分歧凸显。围绕储位问题,朝臣依托传统礼法规范和政治原则对景帝进行规谏,景帝也在论争中竭力表达维护自身一系的政治意向。复储之争是朝臣维护儒家伦常秩序的一次尝试和努力,是君臣政治思想博弈和碰撞的契机,深刻影响着景泰朝的政治生态与政治人物的命运。

朱熹禳弭救荒思想述论

感召和气 ,以致丰穰 ,是朱熹荒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禳弭救荒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对风雷云雨等自然现象的认识 ;祭祀鬼神与祈祷救荒 ;畏天敬诚弭灾与正君心、改革弊政 ;另外本文亦对被学界忽略的朱熹未雨绸缪、贫富相恤的救荒思想和因势利导的治河思想作了补充论述。

弭盗靖海与稽管朝贡——宋代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之设置及其主要职能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为应对侬智高变乱,朝廷继设河东、河北等路安抚使后,特设广南东、西路经略安抚使,常驻地方,主持一路军政事宜。南宋时,诸路安抚使或省或置,唯广南东、西二路守臣沿带"经略安抚使","所以重帅权而服羌夷也",直至宋亡。宋代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例由广州知州兼任,从皇祐四年魏瓘开始。粤地濒海,海上交通、贸易发达,治所广州为宋代重要的市舶港口及东南亚贡使入境的主要门户,然沿海地区亦常受海盗滋扰,为患甚大。故广东经略安抚使在海防、海交中均负有重要职责,而任职官员在弭盗靖海、朝贡管理等方面的作为、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宋朝海疆经略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效果。

莫克与弭药——《鲁布鲁克东行纪》中的党项史料

《鲁布鲁克东行纪》记载的莫克人(Muc/Munc)从牲畜饲养方式和对音角度来看都指向弭药(mi nyag)——生活在青藏高原及其东缘的党项人。本书的相关记述有助于解释史籍中看似矛盾的记载,并更正学界关于早期党项均为住帐篷的牧民而没有农业和定居民的一般认识。经营半农半牧经济生活的定居民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东缘的党项人的重要群体。

当重其责以弭变——雏解徐霞客《近腾诸彝说略》的治腾观

徐霞客“当重其责以弭变”的治腾观 ,是根据腾冲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历史地位提出来的。

略论宋代的弭灾与“因灾罢相”

宋代继承了自古以来"灾害天谴说"指导下的弭灾活动。弭灾对于破除灾害没有任何作用,但它已不仅仅是一种不科学的减灾形式,而是与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连。尤其是"因灾罢相"成为政治倾轧和统治者任人理政的一个契机。

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西夏)

在历史上,弭药(西夏)与吐蕃关系密切。在族源方面,党项羌(西夏出自党项)曾与古代吐蕃先民融合,成为吐蕃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俟后,赞普松赞干布兼并党项,更名弭药,使两族更加接近。松赞干布的五位王妃中,有一位就是当时弭药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藏文《贤者喜宴》〈以下简称《喜宴》〉函33页上)。松赞干布建政过程中,亦取效弭药人的各种技艺才能。在其它方面,诸如文化、医学、建筑和宗教等方面,两族亦多有交流。可能由于这些密切关系,在藏文史书中可见到有关西夏缘起、建国和失国后的记载,虽然各书记载的史料不够详尽,但集中起来还可以看出个轮廓。

弭仲簠考釋

弭仲簠今已不存。通過梳理該器的發現、流傳及著録情況,可知它的銘文著録,以阮元積古齋摹刻《鐘鼎款識》最善。根據摹本的比對及其他出土資料,銘文中宋代以來誤釋爲“音”之字,應改釋爲“璧”,讀爲“辟”。此外還對其中“鑆”“弁壽”“即”等語詞加以討論,並重加釐定全文韻讀。

弓弭初考

本文根据安置方法首先对弓弭进行了分型。A型以绑束或粘接与弓箫端连接,片状,包括三亚型,其中Ab型有三组别。B型管状,与弓箫套合连接,自铭"弡末"。在分类、分组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分析了来源、配合弓类、使用目的和等级等方面内容。最后对长安城出土骨弭的组合方式、文献中"角弓"所指弓类进行了补充分析。

庙堂与江湖:从修省弭灾看明代士大夫的时代性格

在明代政治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士大夫群体,其鲜明的时代性格在修省弭灾这一政治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传统儒家文化浸染下的政治精英,士大夫们在明代各个时期的修省弭灾活动中总是心忧社稷,努力捍卫儒家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同时其修己致治、家国天下的情怀也得到彰显。士大夫是明代修省弭灾的重要参与者,其政治情怀、道德架构和人格旨趣在这项旨在祈福禳灾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散发着浓郁的家国一体、社稷为重的家国情怀。

秦汉弭灾制度浅析

我国古代灾荒频发,水灾、旱灾、冰灾、雹灾、地震及其他气象性的灾害,无时不在侵袭着历朝历代。为了减轻灾害、救治灾荒,统治阶级及广大的下层人民不仅掌握了丰富的救灾、减灾经验,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程序化的救灾减灾制度。秦汉的弭灾主要包括帝王自谴祈祷,更改年号、策免三公,大赦与录囚等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仍有不足。

从唐朝皇帝的弭灾形式看其对灾荒的认识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时期。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统治者往往会采取一系列的弭灾活动以求消除灾害。从唐朝皇帝的一系列弭灾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灾荒的重视程度以及对灾荒发生原因的看法,既有对灾异天谴观的肯定与继承,也存在对灾异天谴观的怀疑。统治者对于灾荒的认识,总是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既不完全相信灾荒的发生完全由于自己的统治不力造成的,又要强调灾荒的发生与自身的统治有关,以强化自己的特殊地位。

吐蕃时代之前的青藏高原诸部落考论——访著名藏学家周华

这篇文章参考著名藏学家周华多年来的藏族历史研究成果,详细论述了藏族传统教法史与相关文献所载藏地外在环境之形成与其名称之演变、相关汉文典籍对藏民族之称谓及古今对松赞干布之前就生活于青藏高原的上象雄之上、中、下地理范围的不同看法、如何定论如今所谓的象雄文明、下苏毗与苏毗之间到底有何区别、苏毗与女儿国是否同指一个国家、北阿夏与吐谷浑两国之间有无区别、如何认识南西夏与西夏、江与姜有何区别和异同等等有关藏族历史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同时,说明了上述王国之姓氏来历、地理范围、历史文化、兴衰更替等,尤其对学界至今还在争论且还未得到解决的一些相关历史问题,结合敦煌文献、石刻碑文、传统教法史等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做了针对性阐释。对有意探讨以上小邦历史文化的相关研究人员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北宋元祐时期的御夏政策及沿边将帅部署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赵煦即位,即宋哲宗,因年纪尚幼,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氏掌权期间,旧党官员重返政治舞台,随即对熙丰年间的御夏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时“弭边”之论大行其道。在“弭边”之风的影响下,面对西夏的频频扰边,宋廷则以战略防守为主,并遵循“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御戎之道。为了有效配合朝廷的御夏政策,宋政府则需重新对沿边将帅进行部署,而是否符合朝廷的御边理念成了将帅选拔的重要参考依据。

论宋代民间诉讼的保障与局限

宋代是诉讼制度大发展的时代,其突出表现是越诉和直诉制度的完备。这些制度无疑为民间诉讼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但由于官僚政治内在的弱点以及贱讼思想的一贯存在,越诉和直诉制度在执行中尚存在种种弊端。另一方面,由于宋代家法的复苏并呈现出新的聚居特点,家法对诉讼的消弭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尽管宋代民间诉讼虽出现了以江西为核心的南方地区多讼和讼学不断发展的现象,但在国法和家法的双重压力下,其发展受到重重限制。

《周易·姤卦》“金柅”考辨

《周易.姤卦》中有"金柅"一词,对于"柅"究竟是何物,前人主要有两种说法:王肃等人认为是织绩器;马融认为是车马器,是在车下阻止车轮转动的"止车木"。通过对《周易》经文的考察,我们认为"柅"虽然属于车马器,但并非是"止车木"。结合考古材料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周易.姤卦》中的"柅"就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弭",也就是考古中发现的青铜弓形器。王肃等人以"柅"为织绩器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织绩器的"柅"与作为车马器的"柅"在语源上有相通之处。

明清宁夏荒政评述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居黄河上游,北部平原,南部山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各种自然灾害交替发生。灾后当局虽然采取了一些施救措施,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生活和面临的社会问题。在宁夏史料中,有关明清时期发生的自然灾害和施救措施的资料非常丰富,但也比较零散。笔者试图从自然灾害特点、荒政措施、施救效果及施救机制等方面入手,对明清两代荒政进行归纳性研究。

叶梦得与福州的社会文化生态建设

两宋之交政治与文化名人叶梦得于绍兴十二年至十四年曾执帅福州,这是他人生仕履的最后一站。在这里,叶梦得用强有力手段弭盗平寇,确保了一方平安祥和;政务之余,叶梦得有心于福州的文化事业发展,先后在福州城内兴建多处文化景观,并执掌福州文坛。由于叶梦得的影响,在其身边形成了一个颇有生机与活力的文学生态群落,共同活跃和推动着福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康熙荒政思想简论

康熙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在位六十一年，是很有作为的封建皇帝。荒政思想是康熙治国为政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分析其荒政思想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