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道德人工智能可行吗--从精神医学用途到道德增强

弱道德人工智能试图通过采取信息增强的方式达到道德增强的目的。试图探索一种苏格拉底助手式的弱道德人工智能的可行性。从精神医学中使用的聊天机器人具体例子引入,在预设这种精神医学应用前景的基础上追问一般性的道德信息增强是否可行。进一步探究弱意义上的道德增强绕过动机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借助于梳理哲学中历来关于道德动机的论争,并经由动机伦理和康德式义务论视角来论证,指出弱道德人工智能设想中隐含的悖论,在结论部分尝试性地给出解决这一悖论的可能方案。

义务论还是功利论?——从道德两难考察孟子道德哲学的性质

关于孟子道德哲学的性质,学术界多从孟子严辨义利的立场出发,将其定位为一种严格的义务论。这种义务论不是从功利后果,而是从道德原则本身来判定行为的道德性,义务与功利在此被截然二分。将义务与功利相对立,其实是西方二分思维的惯性使然。通过对《孟子》中道德两难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孟子道德哲学是一种从义务的形式性到功利的实质性的一体流贯。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演进与司法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法设计和实践适用已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仍缺乏通识的话语体系及立法论和方法论的共识。从规范演进的视角来看,一般条款作为早期概念法学的产物,其新发展已呈现出立法论向方法论、强道德性向弱道德性、原则化向规则化、宽松主义向严格主义等鲜明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适用应立足于“在立法论上缓和争执,在方法论上引致共识”这一出发点:首先,从适用主体和权限来说,为充分应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未来应赋予中央一级的市场监管机构适用一般条款来认定非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限;其次,从适用空间和顺位来说,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具有严格的补充适用关系;最后,从适用标准和范式来说,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可遵循“确认制度利益”“评估利益损害的量”“考察利益损害的质”“符合基本原则解释与立法目的限定”这四个具体步骤。

弱化与强化: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两个层面与当代思考

马克思的资本道德批判包括对资本本质层面的强道德批判和对资本运作层面的弱道德批判。破解当代资本道德的困局需要在把握马克思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运用弱化-强化的辩证法,即适度弱化马克思资本批判中对资本本质层面的强道德批判,而合理强化对资本运作层面的弱道德批判。这样做,不仅坚持了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实践批判原则,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理论与现实、批判与建构、全面与重点的结合,而且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完善资本伦理、以"超经济强制"来约束资本的现实运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走出现代性条件下的伦理困境:一个自主能动性方案

现代性从根本上塑造了作为当代人实践条件和实践情境的社会观及个体观,也由此形塑了一个与传统伦理生活截然不同的现代道德经验方式、道德知识的知觉和确证模式以及伦理情感的心灵习性。而从古代伦理到现代道德的历史性转变来看,现代道德面临的一大困境即是证成道德要求对人所施加的权威性根基,而非单纯说明道德本身的实质内容。从现代性进程内部产生的伦理困境要求道德哲学在现代性社会观和个体观语境内,既认可作为现代性后果值得珍视的个体性价值,更吁求一种公共伦理价值,并从其内部寻求一条可证成的解决路径。

道德增强何以是道德的?——以自由意志问题为中心

道德增强之后的行为无一例外地选择为善,导致对作恶自由丧失的质疑,进而引发对道德增强中是否存在自由意志的担忧。当代学者为道德增强与自由意志兼容提供三种辩护路径,分别是后果论、德性论和知情同意权,但是都未做到完全令人信服。他们没有意识到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只是道德意志做出决定的前件,并不构成因果决定关系。若要保障道德增强中的意志自主性,只能对意志决定的前件实行干预,而不能干涉意志的自主决定。道德增强的合法运用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道德困境源于道德前件,而非道德意志本身;二是道德增强只增强道德前件,而不干涉道德意志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