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航空轨迹追寻(一)

中国第一支空中部队--鄂军气球队甲午战争失败后,人们开始检讨中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并以筹饷练兵为急务。张之洞虽是文人,但甲午战败使他愈加重视军事改革和建设,对甲午战败作出深刻的反思:“中国自剿平发、捻以来,军威颇振。何以此次军务竟不支。查发、捻虽甚猛悍,然究系流寇,与敌国不同。日本用兵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弁兵皆有地图,以及登山涉水之具,糇粮御寒之物,无不周备,而不惜重利,广购间谍。故今日之敌,迥非发、捻可比。”

“各国政治艺学策”与清末科场风气

“策问”本为明清科场考试时务和经史的科举文体,然而由于殿试重楷法与乡会试偏重头场的风气,实际泛滥“空策”之风。鸦片战争前后,变革科举以求取真才、挽救时局的取向之一即为革新策问,强调应专试各种实际学问,以及容纳西学。梁启超、康有为、张之洞等人先后主张以各国政治与艺学选拔人才,由此形成“各国政治艺学策”这一新科举文体。随着新章推行,坊间反应积极,编选各类选本,供应试士子揣摩,成为一门火热的生意。就各级科举考试衡文校士的实际情形而言,新科举文体渐冲破中国文章之学的藩蓠,但也因文体之变引发科场风气浇漓的非议。“各国政治艺学策”旨在以中国固有文体容纳西学、西政及西艺,这不仅是清末科举改制艰难进程的一个缩影,而且折射出中西学相遇相融的基本面相。

教育强国建设 教育考试何为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一个国家要兴盛,必定要尊师重教。在第40个教师节之际,全国教育大会于9月9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已开始出现建设教育强国想法的萌芽。“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曾引用1895年张之洞《创设储才学堂折》中的这句话。1901年8月,清末政府实施科举新政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1902年湖北乡试第一场有一道考题的首句就是“富强基于兴学”;1903年一个考生在顺天乡试第二场对策中提出了“强国之本,莫先于学”[2]的观点,这里的“学”皆指学校教育。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范式探讨——评《张之洞评传》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论断,可以说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源头当追溯至1923年蔡元培的《近五十年中国之哲学》;而这距离1902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风尚也不过相距20余年。无论是中国近代历史抑或思想史的研究,其起源均处于现在公认的“中国近代史”范畴内,使得每一位研究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梳理及分析,在不觉间均带上了自己的时代标签与社会关怀。如今阅读冯天瑜先生于近40年前成书的《张之洞评传》,此种感觉更为强烈;对这本传记进行评价,不免带上对其成书时的学术背景及作者所用史观的分析,进而谈及冯天瑜先生这一代学人的关怀所在,并站在如今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探讨。

鹿传霖王懿荣往来信札考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鹿传霖与王懿荣二人往来信札4通,这些信札对研究鹿传霖与王懿荣的往来、地方大员与京官的关系、晚清北方籍官员的姻亲网络等都有重要价值;信札还可以丰富并补充《王懿荣集》的内容,为鹿传霖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

探入晚清政治史研究之堂奥——评刘青峰《晚清督抚权力结构与地方治理——张之洞督粤再研究》

中国史学传统向来重视历代治乱兴衰与政治得失的研究,从这一点来说,政治史无疑是史学的主干。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由于深受当代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所谓眼光向下的社会史尤其是新文化史的强劲崛起,政治史便有日渐式微之势。有学者深感政治史“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甚至有政治史“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乃至“消失”的忧虑,因而呼吁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并想方设法要使政治史研究“真正得到复兴”。(1)毋庸讳言,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种种以事件史为中心的晚清政治史研究确实已经进入“学术高原”,(2)有着自身难以突破的瓶颈。

蛇山上的“十桂堂”

武昌蛇山首义公园,有一处历史建筑“十桂堂”隐匿上百年,身世至今是谜。最近,在2019年版《黄鹤楼志》中见到一段记载:“十桂堂位于抱冰堂东南侧。据《续汉口丛谈》记载:‘(抱冰堂)园中花木极饶风致,亭台(十桂堂、茅亭、月台)亦复参差。’张之洞曾称其为‘湖北署中第一名胜之区’。2010年,原武汉市文物商店与武汉市博物馆合并后,四万余件珍贵文物入藏博物馆,这批文物中就有张之洞的《行书七言对联》‘鱼鸟亲人濠濮想,桂山留客楚骚辞。’联中小记:‘请命入觐,长夏无事,因忆十桂堂为湖北署中第一名胜之区,其余小蓬壶、魁星阁不足以较其短长,而十桂之楹联清新雅饬,尤为吾惬心之作。今幸案头有残笺破纸,不妨喜为书,以志不忘。’”

文献、文化与文明——《遵义丛书》及地方历史文献丛书之价值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长江大河,其源滥觞。重视地方历史文献之收集整理,当是地方主事者不可忽视之重要工作。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之外,别列“丛书”一类,认为“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张之洞《书目答问》)丛书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张之洞与盛宣怀教育思想及实践比较研究

张之洞和盛宣怀都是晚清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本文研究了二人教育思想及实践中的共通之处,即都认同“中体西用”思想、创办了新式学堂、重视师资建设等,还比较了他们在教育理论体系、教育思想影响程度上的差异,并分析了二人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他们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活动虽具有时代局限性,但对我国当代教育仍有一定参考意义。

传承“加油文化”谱写发展新篇

开栏语相传,晚清名臣张之洞之父张锳任兴义知府时,每天午夜安排差役巡城,为挑灯夜读的学子添加灯油。这是黔西南州“加油文化”的源头。作为一道精神营养剂,“加油”不但能鞭策自身须摒弃“躺平”,坚持在拼搏进取的赛道上前行,还能为他人加油鼓劲,在相互支持中携手共进。作为黔学贡献的中国化语词,“加油文化”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是迈进新征程的精神动力,是展望未来的实践路径。本期起,本刊开设“加油!黔西南·大家谈”栏目,充分展示黔西南州广大干部群众把“加油文化”转化为苦干实干、奋发有为的强大动力,为多彩贵州新未来谱写更加精彩篇章。

张之洞兴文理念与近代湖北文教兴革

张之洞从学政到总督,前后近二十年致力于近代湖北的文教兴革。面对内忧外患的时代危局,如何实现救亡图存,张之洞明确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倡导“通经致用”致力于传统书院的改制,提炼“中体西用”开启新式学堂的践行,文教兴邦成为张之洞一生的烙印。张之洞以“广雅之度”凝聚士人以储才育林,以“会通中西”开设文化辅助部门以健全新式教育机制,以“匡济时艰”创建书院、学堂以达文教兴邦,尽显政治家型教育家的风范。张之洞湖北文教兴革的当代启示在于其坚守儒家传统诠释了文化自信,兼容西学体现了开放视野,对待西方文化呈现出肯定中有批评、批评中有吸收、吸收中有扬弃的特点。

张之洞“通经”思想与《书目答问》经部著录分类探析

张之洞从“通经”思想出发,改变了古代书目“聚传习一部古典之书为一类”的分类原则以及“以时为次”罗列经部文献清单的著录标准。《书目答问》首先区分“经”与“经说”,确立“正经”具有公理前提性,也是所有“经说”的对象和基础;其次,又将“经说”区分为“古注”与后续的列朝“经说”。前者是“经说”典范,故亦称“正注”,并成为后者的标杆。由此形成从“正经”到“正注”再到列朝“经说”的由源竟流的学术演进之迹;反过来,从列朝“经说”到“正注”再到“正经”的因流溯源,则成为“通经”从而表彰儒家经典价值的必由进路。至少就经部而言,“通经”的学术诉求比目录学自身的逻辑更为本质地制约着《书目答问》的文献著录与分类。

梁鼎芬与张之洞

梁鼎芬,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因于光绪十年(1884)弹劾李鸿章被贬职后,辞官离去,成为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之后协助张推广新政,与其结下了深厚友谊。梁启超曾这样形容二人:“天下崇拜之洞者,必并崇拜鼎芬;唾骂之洞者,必并唾骂鼎芬。”时人甚至将梁鼎芬称为“小张之洞”,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

张之洞的江防实践及其影响

张之洞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署理江海防务有其独到认识。在江海防务的转换过程中,他基本延续了购械筑台、囤船储资与人才培养等三个重要的战略思想。而“防倭”、御民、用船、防险则共同构成了张之洞江防实践的四个面向。受甲午战争的影响,张之洞的江防布置,尤为注意防范日本入侵,警戒其秘密行动。渔团作为沿江的重要民间组织,张之洞积极调动其力量,促成江防大局。经略海防使张之洞更为重视船舶,及时取缔老旧船只,或适当改造,实现再利用。又因长江滩险众多,张之洞采用增添红船与炸除险滩的方式,积极开展长江防险工作。张之洞江防实践影响着清末水师建设、民国海军发展乃至抗日战争胜利,也丰富了长江军事文化的内涵。

张之洞的国家翻译观及生成逻辑

张之洞对翻译的强国作用具有深刻认识,其赞助的国家翻译活动时间跨度之长、内容范围之广、社会文化影响之深远,足以使其彪炳中国翻译史册。本研究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相关理论,梳理张之洞的涉译言论和翻译赞助活动,探究其国家翻译观及生成逻辑,认为其赞助国家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救亡图存使命驱动下的政治文化实践,具有丰富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意蕴;其赞助翻译过程中坚持“中体西用”原则,为晚清国家自强图存和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张之洞的翻译赞助行为和国家翻译观为新时代中国探索“文明互鉴”之道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张之洞督鄂时期湖北米价的波动特征

1889至1907年间,张之洞主政湖北。在其主导下,湖北工商业获得迅速发展。本文通过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重点考察这一时期湖北以米价为代表的粮价波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张之洞督鄂时期湖北米价波动具有总体趋势上升、季节变化显著、存在异常振荡和区域差异明显四个主要特征,波动原因涉及湖北的稻米耕作制度、供需关系、自然灾害和区域市场发展水平差异等多个方面。张之洞督鄂时期,湖北经济建设虽取得一定成就,但该时期湖北农业发展迟滞,百姓生活成本上升,民生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湖北工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校园人文景观:张之洞雕像

张之洞雕像位于湖北经济学院香涛林入口处,该雕塑为青铜铸像,用以纪念张之洞开创商科教育的远见及贡献。其身后阶梯两侧石刻为张之洞书法内容。

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内容及启示

张之洞是晚清颇有思想和建树的教育家,其实业教育思想是在我国外忧内患和洋务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蕴含改革与创新精神,体现在重视实业人才的培养、改革教育体制、规定办学宗旨、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齐头并进、重视师资培养、改革教学方法、改革课程等方面,在实践上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对现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有重要启示。现代职业教育需要坚定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道路,推进职普融通,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继承与创新教学方法,课程体现实践性特征,加强学生职业道德培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扛鼎出力。

校园人文景观:香涛林

香涛林(湖北经济学院行政楼南侧原始生态林)。香涛林的史脉轨迹为“百年开创者的远见”,湖北商业中学堂(湖北经济学院前身之一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的最早溯源)创立者张之洞号“香涛”,为纪念他开创湖北商科教育先河,由此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