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祥、启功《论书绝句》研究

用诗歌的形式来议论书法、评论书家，根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著录统计唐朝以前的咏书辞赋约有三十篇，论述与书法相关的诗歌有梁武帝《咏笔》、梁简文帝《咏笔格》、梁宣帝《咏纸》等等。

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谷响集”谈起

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谷响集”谈起林祖藻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０日，日本龙谷大学副教授金子真也先生在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的陪同下，参观、阅览了浙江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澜阁《四库全书》。金子真也教授正在研究《四库全书》的＂谷响集＂（元代诗...

温故而知新:有感于张宗祥的馆藏古籍整理经验

我国第一代的图书馆人，颇多从旧式读书人家走出来的饱学之士，他们在搜集和典藏古旧书，尤其是在抢救性保存各地乡邦文献的工作中，价值观念明确，建树卓著。早在1915年，时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主任的张宗祥先生（1882-1965年，浙江海宁硖石人），就曾自述其工作是“日拂拭尘土中，以求遗佚，检查旧目，修整残编，检校谬误”，此语甚为精要，笔者认为，其中蕴藏有做好我国历史文献整理工作的五项基本原则。

张宗祥十二种影宋抄本考述

张宗祥先生不仅国学造诣深厚,而且善于抄书,一生抄书数千卷。其影宋抄本楮墨俱佳,影摹逼真,尽显原本样貌。文章就浙江图书馆所藏的张宗祥影宋抄本的特点、影抄底本、影抄时间等作一考述,并辑录其题跋。

张宗祥与图书馆

张宗祥对京师图书馆的古籍整理 ,对浙江图书馆的全面建设以及对文澜阁《四库全书》

浙江图书馆早期晒书活动述论

文章论述了包括文澜阁时期与民国时期在内的浙江图书馆早期晒书活动的渊源与特点,介绍了当时晒书活动的晒书时间、人员组织、晒书质量要求及晒书工作的理论意义。从历史渊源上讲,浙江图书馆的晒书活动是对历史上晒书活动的继承和发扬。就古籍保护的现实而言,仍需要借助传统的晒书方式。张宗祥先生对传统晒书工作的总结和分析,仍然可以成为我们晒书工作的重要指导。

千元皕宋皆经眼——从张宗祥到古籍保护与修复教育问题的思考

张宗祥在古籍保护上的历史贡献和人文价值,对当下古籍保护与修复教育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启发.当前,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的古籍修复工作水平也有了巨大的提升,但是要做好古籍修复工作,所依赖的不仅是技术,还需要我们对相关知识有比较良好的储备.中国古籍保护与修复的大厦能建多高,需要在教育机制和方法上多点思考.

张宗祥论书绝句研究

张宗祥论书绝句内容广泛,体系明确,以艺术的眼光来观照书家和书作,评人论书客观公允。其中诸多独到见解对书法界深具启发意义和指导价值。

国学大师张宗祥与图书馆

张宗祥在20世纪初及中期分别在京师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担任主要领导,并通过学者型的风格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文献学、古籍保护及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在人文及艺术学科方面有着相当的建树。因为仰慕南宋民族忠烈文天祥的气节而改名宗祥。辛亥革命后,张宗祥担任中学教育课课长并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我与图书馆(上

2015年8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和浙江图书馆联合举办的“艺术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张宗祥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与温州图书馆的卢礼阳先生相遇，我俩紧紧握手。前两年他来杭州，给我打来个电话，说是要来看我，我赶紧打车前往他住的宾馆看他，这是初见，我们是“一见如故”。此次二见，

近代名士张宗祥、马一浮的医方

我国自古以来盛称“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在封建社会中，自唐兴科学以来，仕途就成为儒士的主要出路。从仕无望，退则为医也不失一条出路。自清末废科举以后，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名医也是形势所致。此时，还有一些儒士虽不以医为业，但却熟读《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也能为人诊病开方，疗效居然甚佳。当然，对他们来说，医药只是一门学问，为人诊病也不过是‘游于艺”罢了。

张宗祥先生的注疏思想及校勘成就比较研究——以《神农本草经新疏》为中心

张宗祥先生医道之高、校勘之精、学问之博,为近世海内外学人所公认。他的《神农本草经新疏》一书,凝结了其六十年心血,广征博引古今中外近400家约500种专著,详加考辨订伪,是反映先生注疏思想及校勘成就的代表作之一。其注疏思想及校勘成就有:考释博采众长,学贯中西,提倡新用;考订体例清晰;校勘方法甄于成熟。其"不可泥于古书也"的治学态度更是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

汲古阁藏明抄六十卷本《说郛》考述

汲古阁藏明抄六十卷本《说郛》考述徐三见目前通行的《说郛》有二种本子：一是张宗祥先生根据原北平图书馆藏约隆庆、万历间抄本，傅氏双鉴楼藏明抄本三种（弘农杨氏本、弘治十八年抄本、吴宽丛书堂抄本）、涵芬楼藏明抄残存九十一卷本和瑞安玉海楼藏明抄本十八册校理成书...

关于《越绝书》

《越绝书》是我国著名古籍。它历来既备受重视,又多有争论。有人认为,这部书是我国最早的方志,也有人说不是。关于卷数和书名解释也颇不一致。至于作者和成书年代,更是长期争论不休,迄今犹未有统一结论。本文不揣浅陋,也拟就此类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一、卷数与书名问题《越绝书》,《隋书·经籍志》首见著录,作《越绝记》,共十六卷。两唐《志》称《越绝书》,仍作十六卷。《宋史·艺文志》沿称《越绝书》,但改作十五卷。自此以后,有些书,如宋王尧臣《崇文总目》、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及《四库全书目提要》等,著录时,均作十五卷;但有些书,如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清姚振宗和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则仍作十六卷。

鲁迅与中国古籍《说郛》

在鲁迅藏书中,有部百卷线装书《说郛》。这是鲁迅购于一九二七年年底的一套大型丛书。当年十二月三日鲁迅日记云:“午三弟为取来予约之《说郛》一部四十本”。即指此书。《说郛》是元末文学家陶宗仪所编的一部百卷丛书,原书已佚,后人多有辑录。至明代出现了许多抄本和刻本。鲁迅曾自京师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借阅校勘。清初,陶珽将本书增至一百二十卷,共收书千余种,但内容芜杂,错误颇多,断简脱文指不胜屈。

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迁黔轶事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4部库书之一，曾经历无数坎坷得以幸存。自1861年太平军二度攻占杭州阁书被毁到民国末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先后被补抄4次，即清光绪年丁丙补抄3103种，民国4年钱恂补抄33种，民国12年张宗祥补抄211种，民国23年陈训慈补抄1种。抗战全面爆发后，阁书又经历了奇迹般的大迁徙，1938年辗转贵阳，之后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才东还归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