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劾证据规则的中国模式——以弹劾侦查人员证言为切入点的分析

作为一种补助证据,弹劾证据旨在争辩证据之证明力。弹劾的对象包括证人的可靠性和证言的可信性,但一般将其总称为证人证言的可信性。我国刑事证据法吸收了英美证据法中基于偏见、感官或精神缺陷、具体的矛盾以及前后不一致陈述这四类弹劾理由,考虑到实体真实主义和证据能力附属化之立法和司法实务现状,我国宜将证据之证据能力纳入弹劾理由之范畴。与交叉询问相比,我国律师更善于通过提出旁证的方式来进行弹劾。法庭对于弹劾证据之审查判断主要侧重其可信性和真实性层面,而且"新法定证据主义"对法庭审查判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国确立的弹劾证据规则对于提高律师之辩护质量和保障法庭准确认定事实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美国刑事诉讼中弹劾证据运用及其评析

在美国法中,对证人可信度的弹劾往往是决定案件胜负的关键。美国联邦成文法、联邦法院判例和普通法蕴含着弹劾证据的一般法理、不同类别弹劾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弹劾证据的开示。美国弹劾证据制度是当事人主义发现真实的重要装置,弹劾证据立法与实践体现诸多利益平衡,该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都较为复杂且存在较多争论,仍然处于不断调适、发展完善之中。

弹劾证据论纲

弹劾证据作为一种重要的证人证言质证技术,本质是一种对证据可信性的攻击手段。其在不同法域的刑事司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质证,在很大程度上被控诉方的指证和审判方的认证所挤占。被告人没有充分的质证权,这对我国的证明机制和诉讼机制是非常不利的,必须进行相应的修正和改革,而弹劾证据可以比较有效地弥补这一缺陷。通过语义分析、语境解构和语用设定我们可以分别尝试回答弹劾证据是什么、弹劾证据在中国适用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弹劾证据在中国如何发挥充分作用三个问题。

中国式弹劾证据规则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从证言弹劾切入

作为一种重要的质证方式,弹劾证据规则的适用主要基于刑事案件的核心争点与证言可信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不完全等同以及证言可信度无法成为核心争点两个基本立场。在我国,建立弹劾证据规则不仅有助于改善证人出庭率,保证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亦有助于推动交叉询问方式的全面落实。“两个证据规定”颁布以来,我国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吸收了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偏见、感知能力以及精神缺陷、具体矛盾等四种弹劾理由,但弹劾证据规则的运行尚存在弹劾的对象不明,弹劾的程序缺失,品格弹劾的作用有限等问题亟待解决。

弹劾证据与证据弹劾——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本质与功能

弹劾证据与证据弹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弹劾证据是证据一种形式,指的是可以用于弹劾的证据材料;证据弹劾则应是一项诉讼活动,用弹劾证据来对己方不利的言词证据进行攻击和削弱。弹劾证据的使用和证据弹劾活动的展开,是英美法系国家质证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尚未赋予专家辅助人明确的诉讼地位,专家辅助人意见也并非证据种类之一,但从本质上来看,专家辅助人意见更符合弹劾证据的属性特征,实际上也发挥着证据弹劾的功能和作用。在目前立法与实践都较为模糊的情况下,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正确定位,有利于庭审实质化改革下其应有价值作用的体现。

论刑事证据的“有限可采性”

"有限可采性"是美国刑事证据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主要有因目的而异及因人而异两种形式。该制度在具体运用中要求法官应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应及时地向陪审团作出必要的"限定指示",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那些具有有限可采性证据的资讯优势,确保陪审团不为其误导,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与推论。美国的上述做法具有一定的可取性,同时也预示着且符合美国证据法未来发展的走向,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论刑事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的运用——兼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

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既可作为弹劾证据也可作为实质证据使用。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相比,美国法严格限制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作为实质证据使用,并为其作为弹劾证据使用设立详细的规则。我国《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的适用有所涉及,但仅限实质性用途。实践中,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的运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通常是在主询问中以先前不一致陈述弹劾己方证人和法官更容易采信先前不一致陈述。我国应借鉴域外经验从先前不一致陈述弹劾和实质用途两方面来构建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的运用规则。

弹劾规则研究

弹劾规则是美国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作用是为了揭示证人是否可靠和证言是否客观准确。弹劾证据主要包括诚实品格证据、先前不一致陈述、偏见、感官或精神缺陷和具体矛盾。各种类型的弹劾证据有着各自的性质和特点,因而有不同的规则对相应的弹劾证据加以规制。解决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证言可信性的审查、证人发生严重分离和系统的证人证言可信性审查规则等缺失的问题,对该规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庭审阶段的非法口供的排除——从直接言辞原则展开的论证

在庭审程序中,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口供的实质是翻供,即推翻侦查阶段所作的陈述并重新做出供述。从直接言辞的原则加以考察,当庭供述相对于讯问笔录享有更高的效力,因此应将当庭供述作为实质证据,用以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而将讯问笔录作为弹劾证据,对当庭供述的证明力进行争辩。

论专家辅助人意见——以刑事辩护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刑事诉讼弃证问题实证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的案件侦查终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将侦查过程中所收集的全部证据材料移送审查起诉和审判的现象——即"弃证"时有发生,产生弃证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当"弃证"肯定会对刑事诉讼程序和案件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为规制刑事诉讼中的不当"弃证",应当借鉴域外相关制度经验,进一步完善诉讼材料分类装卷制度、明确装卷标准及范围,建立所有证据统一编号制度,完善对侦查机关弃证行为的监督等来规制刑事证据移送制度。

与当庭供证相矛盾时书面供证的运用

庭前书面供证的无限制诉讼准入,已成为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制度障碍。必须建立和健全书面证据审判准入制度,能够进入法庭或被庭审时运用的书面证据要具有证据能力。由于书面供证客观性的存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完全否定其证据价值。书面证据可以作为弹劾证据,在符合特定条件时也可以作为独立证据使用。

刑事诉讼的品格要素

品格推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处于核心地位,不同诉讼主体之间的品格比拼起到了一种确认案件事实的实质证据功能;而言词证据的可靠性以作证者和取证者的品格作为最后保障,其弹劾证据功能体现为从言之可信转到人之可信上,通过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来达到品格弹劾和正誉以及第三方察言观色之目的。基于一种人格尊严的要求,"把人当人看"的理念在程序法中更突出控辩对等和人人平等的原则,又基于一种职业伦理的要求,"不要论断人"的理念在组织法上要求司法从业人员爱人如己,推己及人。

“双规、双指”期间自书材料的证据法分析

自书材料是职务犯罪审理时常见的一种证据形式,但它作为诉讼证据的合法性不足,故在证据属性上应当把它界定为"准口供"。自书材料在使用时应当受到限制,不能随侦查卷宗一起不受限制地直入法庭,应以用作弹劾证据为原则。在满足真实性保障的前提下,自书材料可以用作实质证据,但任何时候不得用作补强证据。应当把刑讯、变相刑讯以及威胁、引诱、欺骗所取得的自书材料均界定为非法证据。但非法自书材料不能对后续的侦查口供产生波及效应,否则就意味着惩罚守法的侦查人员,有违排除规则之阻却违法的目的,也有以司法干预党纪之嫌。

论专家辅助人意见——以刑事辩护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认罪认罚案件被追诉人知情权研究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控诉方信息披露不实、故意压制证据或信息遗漏的极端现象,这会削弱被追诉人知情权的有效性并可能引发司法道德危机。在以协商、合意为核心的认罪认罚案件中,知情无效的后果会被放大,进而冲击诉讼程序的正当性根基。以法教义学为视角审视被追诉人的知情权体系,发现其呈现粗放与脆弱的制度底色,这显然不符合信息时代的权利要求。鉴于认罪认罚案件被追诉人知情权的独特意义,未来的司法解释应当遵循有效知情原则,围绕及时性、充分性与实质化三个要素完善知情权行使规范;同时,构建知情权受阻的有效救济机制。作为配套措施,明确控诉方信息披露的义务与责任,并以有效法律帮助为标准明确、强化律师的勤勉尽责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