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下的南海争端解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关于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实质上就是一个普通的仲裁条款,它在处理南海问题时面临着诸多局限。首先,《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是有限度的,第十五部分第一节和第三节为缔约国提供了可以规避强制机制的附加说明和选择性排除条款。其次,中菲南海争端显然是关于主权和海域划界的争端,明显超出了《公约》的管辖范围。仲裁庭对海上地物性质及'九段线'合法性的裁决会对中国的主张'未审先判'。再次,中菲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中国根据《公约》298条做出的排除性声明是否能够排除仲裁庭对南海争端的管辖权?仲裁庭对此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最后,在可受理性问题上,必要的第三方问题及诉由消失问题的存在也使得本案不可受理。

《BBNJ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评析:自愿、强制抑或另一视角?

争端解决条款是《BBNJ协定》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以1995年《鱼类种群协定》为蓝本,参考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如果从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性—自愿性”的对抗性视角看,尽管存在一定限制,《BBNJ协定》第60条仍然强调了强制性法律程序,特别是强制仲裁的核心地位,理论上可能推动当前海洋法司法仲裁实践中强制性管辖权的进一步扩张。该协定还首次纳入对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意见的规定,这可能对法庭和各国态度产生重要影响,但这是否会成为强制性程序扩张的新路径,仍有待观察。同时,该协定对防止争端制度的规定可能超越“强制性—自愿性”二元对立的传统思路,为我们提供另一种争端处理的视角。对此,我国可考虑针对有关条款严谨设计法律声明,并积极发展防止争端机制,以求更好地处理争端和避免滥诉。

冲突与互补:海域划界争端解决方式之谈判与裁判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具体到海域划界争端的和平解决,谈判仍然是最主要的方式,与此同时,提请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的案例也层出不穷。海域划界争端解决之谈判与裁判方式各有其特点:谈判方式体现了政治与法律的交织,具有充分的灵活性;裁判方式则变相促进了海域划界法律规则的细化和进步。通过分析谈判和裁判两种方式在海域划界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可以考察发现二者在海域划界争端解决中的冲突和互补。合理地认识并利用好谈判和裁判方式在国际法上的冲突性与互补性,将有助于国家间更好地化解海域划界争端,有利于促进对海域进行综合治理与开发。

《海洋法公约》中的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应对——以中菲南海强制仲裁为切入点

强制仲裁程序是《海洋法公约》特有的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菲律宾针对中国南海问题提交的国际仲裁规避了《海洋法公约》中的限制条件,中国不接受强制仲裁程序,只意味着对仲裁庭管辖权的初步反对,却不能阻止仲裁程序的进行。针对强制仲裁程序的发展趋向,中国应坚持对南海诸岛及"断续线"的权利主张,表明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并借助联合国与东盟抑制中菲南海强制仲裁后续发展对我国产生的不利影响,通过建设海上构造物和防空识别区强化对中菲争议区域的实际控制,维护我国在南海的固有权益。

《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及其对中国海洋争端解决的意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规定了解决海洋争端的强制性程序的同时,也规定了缔约国选择适用这种强制程序的相关规则。从这些规则本身来看,强制程序适用的选择性似乎容易导致海洋争端解决程序和海洋法的割裂,影响强制程序运行的效果。但是从《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海洋争端解决机构执行强制程序的效果来看,尽管附件七仲裁庭对案件的强制管辖权受到较大的限制,强制程序适用的补充作用却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争端当事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中国作为《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一方面受到其海洋争端解决强制程序规则拘束,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积极寻求其他有效的、适合中国情况的争端解决方式以避免强制程序的适用。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强制解决争端程序的强制特性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强制解决争端程序的强制特性吴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利用海洋的规模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急剧扩大，由此而产生的国际争端也越频繁。毋容置疑，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只能用和平方法解决海洋...

中国应该如何对待《能源宪章条约》

《能源宪章条约》体系是推动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国际法律工具。它存在着适用活动范围"能源部门的经济活动"缺乏边界,以及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国际仲裁机制缺乏公正保障的重大法律缺陷。这两项缺陷所导致的风险会由于地缘政治、缔约方之间或者投资者与作为东道方的缔约方之间的价值理念差异、仲裁机构(员)枉法等因素而变得更为扩大或者严重。中国不应该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但是应该在审慎检视自己相关能源法律制度与其兼容性的基础上,推动其修改工作,而后决定是参加它还是继续作为观察员国。

中国关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政策与实践

坚持国家同意原则的基础性和谈判协商的优先性,以及在同意的前提下对第三方程序的开放性,是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鲜明地体现于中国处理与海上邻国之间的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等问题上。中国坚持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为依据,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善意使用争端解决方式和机制,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与邻国的海洋划界争端,致力于在最后界限划定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基于这一立场,通过谈判协商取得了中越北部湾划界的实践成果,并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海上磋商机制,探讨在渔业、油气等领域的共同开发。中国的政策和实践丰富了《公约》争端解决的国家实践,为和平解决海洋争端作出了贡献,但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遭遇到菲律宾单方面所提“南海仲裁案”的挑战。近年来,中国更为强调国家同意原则的重要性,强调《公约》并非唯一的海洋争端解决依据。将来,中国可以通过政策宣示充分肯定谈判协商与强制程序二者关系的多样性,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促进海洋争端的和平解决。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与国际关系法治化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研究与观察国际关系法治化的绝佳素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台,使得涉及海洋问题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在法治化方面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但是,由于《公约》在"精确性"方面有待加强、在"授权性"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整合,《公约》内部蕴藏了碎片化的基因,这也使得各国在海洋关系法治化道路上遭遇暗礁。特别是《公约》十五部分有关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缺少制衡的情况下,更可能被滥用。缔约国都应当积极地参与到《公约》的解释实践中,使得《公约》成为真正的"公器",体现最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利益,防止争端解决程序的片面利用,造成《公约》解释的碎片化和国际法治的倒退。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争端解决条款评析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是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国际淡水资源利用关系的公约。强制性的争端解决程序是《公约》的独创和特色,但其有悖于《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水法文件所确立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不符合国际社会水道争端解决的惯例和实践,也不利于实现《公约》本身的目的和宗旨。我国作为众多国际水道的上游国,应当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水道协定的形式明确水道争端的解决规则,规避《公约》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的消极影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庭第一案的启示——南方金枪鱼案述评

南方金枪鱼案是第一个按照《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组成的仲裁庭审理的案件，也是国际仲裁庭拒绝管辖权的第一个案例。虽然仲裁庭在最终裁决中推翻了ITLOS关于管辖权的初步裁定，而没有进入实质审查阶段，但是南方金枪鱼案充分体现了国际仲裁的“预防性外交”功能，同时为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该案还涉及对科学不确定性因素的法律应对，被认为间接承认了“预警原则”的在国际海洋法中的法律地位。

论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争端仲裁案中的管辖权问题

菲律宾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规定,就其与中国在南海海域的争议启动了仲裁程序。但强制仲裁程序的启动必须满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前提条件,同时又受到若干限制。仲裁庭将如何裁决本案管辖权问题,需视菲律宾的举证情况以及仲裁庭对某些法律问题的裁决而定,我国应客观理性地进行评估,不应盲目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