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内部动员过程——硬强制动员与软强制动员

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激励"是防止"搭便车"从而避免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理论,但这一理论是以集体行动内部的组织化与制度化为前提的,而对那些弱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并不具有解释力。在对一次弱组织化的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的个案分析中,提出硬强制动员与软强制动员两个概念,对弱组织化的集体行动何以可能给予了新的解释。

历史认识争端与日韩关系:以强制动员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前日本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强制动员”是频频引发日韩历史争论和外交纠纷的重要历史悬案。日韩围绕强制动员存在的根本性历史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殖民地的性质,以及对于1965年签订的日韩协定的相异解释。日韩历史认识问题存在自身的特殊性,韩国在战后并不能对日本新的历史认识的形成产生影响,而近年来日本对韩影响力的下降,也更加深化了两国历史认识的鸿沟。化解日韩历史争端的关键在于在全球范围内追究殖民统治责任本身,并将其作为普遍的人权问题,以避免政治化。

二战时期朝鲜半岛强制动员受害及索赔问题述略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持续顽强抵抗,日军的兵力消耗严重,为补充扩大战争所需兵源及物资,1938年4月,日本通过战时授权法制定和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对日本本土及殖民地朝鲜的人力、物力及资金实施全面统制与强制动员。当时处于日本强占下的朝鲜半岛,在"内鲜一体""皇国臣民化"宣传和各种强制性政策法令下,被强制动员的受害者总数达七八百万人。他们被送到朝鲜半岛内外的日军占领地和战场,多数在战场或被劳役的工地死亡、失踪或负伤致残,极少数幸存者经过不同渠道回国,有的仍然滞留在被强制劳役的国家或地区。战后,强制动员受害及其索赔问题成为长期影响韩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因素,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的方法。

韩国学界有关二战时期日本强制动员问题研究述评

强制动员是影响二战后日韩关系的重要历史遗留问题。过去50余年韩国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现实和政治因素驱动下日渐增多。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实证个案研究多,理论阐发性研究少,学术深度有待提升;第二,多数研究侧重于劳务动员,兵力动员研究相对较为薄弱;第三,缺乏对日韩间的历史解释差异及其原因的比较与探究,也未能客观应对来自韩国国内“新右派”学者的挑战。与此同时,近来学界看待强制动员的历史认识开始逐渐超越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二元对立图式与现实利益径,日益上升至追问殖民统治责任和反思普遍人权的学术关怀。

政策动员及其在中国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运动———强制式动员模式在完成国家集体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更是将这一模式运用到极致。改革后,政治动员开始向常态和制度化的政策动员转化,群众运动式的动员开始向运动式治理,强制式动员开始向诱导式动员,运动剧场的营造式动员开始向政策宣传与理论学习转化。

论政治动员

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成熟的统治阶级,一个成熟的领导集团,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国家政权,都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和力量,把自己的政治任务宣布为整个社会的需要,并赋予它完好的主权、法律制度形式,使自己对敌对阶级的专政,对多数社会成员的政治动员都以社会的名义进行。可现今,人们对于政治动员的研究却普遍注意不够。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是受学界“传统—现代”简单的二分法的影响,认为政治动员就是强调阶级斗争、集权。文章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把政治动员分为强制性政治动员与诱致性政治动员。不同的政治动员类型满足不同历史时期的合法性要求,变动的社会要求我们从强制性政治动员向诱致性政治动员转变。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内生主体力量培育的路径探析——基于韩国新村运动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重大部署为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农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解决新时期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在回溯韩国新村运动开展情况基础上,深入分析新村运动中内生主体力量培育的演变过程,选取其中有借鉴意义的做法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中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要重视"人"的作用、解决好"人"的难题,在形成激励和约束制度相结合的绩效考核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农科教结合激活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源,通过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整合乡村振兴的潜在资源,以此激发乡村内部主体的创新活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