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完善实证研究

根据裁判文书梳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解除存在申请解除率低,强制医疗机构申请解除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强制医疗解除审理形式化等困境。这是由于解除强制医疗后监护责任过重、强制医疗机构治疗压力过大及责任规避、法院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缺乏专业支撑等原因所致。对此,要通过与精神疾病社会管控治疗体系有效衔接,消除解除申请后顾之忧;引入强制医疗机构结构之外的中立评估机构;加强意见听取,完善强制医疗审理形式等路径予以解决。

检视与完善:论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

2012年我国首次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写入刑事诉讼法,该程序确立至今,立法者保护“社会安全”和人道救治“精神病患者”的初衷得以基本体现和落实。解除强制医疗程序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在司法实践中解除强制医疗程序运行不畅,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保障人权的价值位阶排序设定偏低,效率价值缺失;另一方面则是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解除标准模糊、诊断评估机构中立性不足、法律援助缺位、管辖法院单一、配套机制缺失。由此从价值目标和法律制度两个维度对完善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进行探讨,提出重塑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的价值目标,既要维护社会安全又要保障人权,同时还应彰显效率;立法上应明确解除标准、引入第三方鉴定机构、确保法律援助、增加管辖法院、建立配套机制,以破解当前司法实践中强制医疗解除程序面临的窘境。

强制医疗解除程序之检视与完善--以被强制医疗人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展开

强制医疗解除实践中,存在着被强制医疗人自决权缺失、代理权缺位、解除提请任意、审理程序失范、同案不同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司法工作人员对被强制医疗人存在误解,法定代理人害怕担责而逃避责任,诉讼代理人为节约成本而未有效代理,鉴定机构与强制医疗执行主体的同一而导致鉴定意见的中立性不足,法官得不到被强制医疗人家属及其他相关机关的配合而不得不采取书面审理和同案不同决。为改变这种现状,从内部而言,应从自决权、代理权、参与权、自由权和救济权五个方面建立起被强制医疗人的权利保障体系;从外部而言,应合理调整强制医疗的管辖权、强化鉴定意见的独立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引入社会公益力量,以切实加强被强制医疗人的权利保障水平。

风险防范背景下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解除的相关问题研究--以社区精防医生认知调查为依据

目的了解风险防范背景下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解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期提供相应完善建议。方法课题组对于随机抽取北京市4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防医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数据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多重响应分析及χ^(2)拟合优度检验。结果214位医生中,136(63.6%)位医生认为应当由安康医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申请,仅有9(4.2%)位医生认为应该由患者自己提出。对于强制医疗解除的决定主体,选择安康医院和司法鉴定机构的医生均为73(34.1%)位,而选择法院的仅为18(8.4%)位。对于刑事强制医疗“解除难”的原因进行比较,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2.243,P=0.016)。选择“解除标准不合理”的医生最多达到了151(70.6%)位。对于患者居家管理问题,88(41.1%)位医生选择“卫生部门与公安部门互相配合”。对于刑事强制医疗解除与社区管理衔接问题差异进行比较,结果不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103,P=0.551)。结论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申请主体、解除标准、审理模式、与社区管理的衔接相关规定存在不合理问题。建议应当完善定期评估制度,弥合医学和法学标准之间的裂痕,综合评价解除标准;细化强制医疗解除的开庭审理程序;将患者管理纳入社区康复体系,通过社区康复体系缓解刑事强制医疗“解除难”的问题,以保障患者有效治疗及回归社会。

强制医疗解除制度的规范内容与制度适用

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构建了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步入了精细化、科学化的发展轨迹。强制医疗解除制度承载着程序正义、人权保障与平衡社会利益与个人自由三方面的价值,但从司法适用的角度来讲,还存在着强制医疗机构模糊、"定期诊断评估"的具体期限不明等诸多争议,有必要对强制医疗解除中具体的交付执行机构、定期诊断评估的期限以及审判机关的决定程序问题做进一步的明确。

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复查与解除制度之完善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对保障患有精神病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起着重要作用,但整理相关资料后发现在强制医疗的复查与变更程序中,定期复查制度难以落实,律师代理效果不佳,法官判决的说服力有限等问题日益凸显;其原因,则是对定期复查制度如何细化尚存争议、检察机关的监督薄弱、律师代理效果受限、案件审理标准不确定、救济措施错用和保障措施缺位等。故基于落实主体责任,探讨了解决强制医疗“解除难”问题的途径,提出了更加细化的定期复查制度、多样化的监督方式、明确的律师定位、更加合理的审理制度和更为及时的救济与保障措施。

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实证研究

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对于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至关重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实施至今已近十年,解除程序的实践适用亟需进行总结与反思。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的实践难题并不在于解除,而在于解除适用的不统一。影响法官裁量的因素中,专家意见与家属意见最为关键,实践中解除程序呈现一种唯“医学+家庭”模式。该模式以被强制医疗人的人身危险性评估为核心,过于注重防卫社会而忽视基本权利的保障。在医学领域,强制医疗解除评估机制并不规范,对后续法官认证造成了困难。在法律领域,法官欠缺强制医疗相关证据的认证手段与能力,强制医疗解除的审理贯彻“行政化”逻辑。并且,受到报应刑观念的影响,强制医疗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惩罚色彩。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应当向权利保障模式转变,通过强制医疗解除评估机制的规范化与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的法治化,在医学与法律领域内共同推动予以完善。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解除制度研究

通过对我国刑事强制医疗解除制度相关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裁判文书网检索出的1203份文书进行分析,目前我国刑事强制医疗解除制度存在定期评估制度不完善、标准模糊、法律援助缺位、法院审查依据来源单一、缺少解除后的精神障碍者与社会的衔接机制等问题。对此要通过明确定期评估的期限,细化“人身危险性”标准,明确法律援助,引入第三方鉴定机构,构建解除后的精神障碍者与社会的衔接机制等路径予以解决。

浅议强制医疗的解除

强制医疗前的各方程序、实体内容已基本完善,但解除强制医疗的程序和实体方面还存在某些缺项,特别是在解除时间、疗效及危险性评估、系统监护评估等问题上还需要进行完善。建议对被强制医疗对象的首次评估时间不低于3个月,然后每3个月复评一次,至少评估3次以上且达到临床缓解、危险性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方能提出解除申请;评估内容应针对精神症状、自知力及危险性等;评估机构可不限于"强制医疗机构",可适当引入司法鉴定机构;在解除强制医疗后,被强制医疗对象应由近亲属、派出所或其他管理组织(如居委会、疾控中心)加强监护。

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的司法难题与应对

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化是我国法治进步的一个印迹。在理论界,相当多的研究都集中于刑事责任能力及强制医疗的对象、条件、执行等方面,但鲜有对于强制医疗的解除提出建设性建议。

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之衔接与完善——以被解除强制医疗人回归社会为视角

从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社区矫正制度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不存在交集。为了帮助被解除强制医疗人回归社会,应当科学衔接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这既是防卫社会的需要,也是被解除强制医疗人回归社会的需要,也是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良好运行的需要。两个制度理念的契合性、适用对象的类似性和社区矫正功能的吻合性为两个制度的有效衔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中应当明确将被解除强制医疗人纳入社区矫正制度,完善拟解除强制医疗人的评估,针对被解除医疗人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重点在于建立和完善对被解除医疗人的强制定期门诊治疗、强制定期家访评估和心理辅导。此外,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成熟衔接的基础上,可以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适用对象扩大到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我国强制医疗解除制度构建:现状、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工作压力的日益增大,患精神疾病的人群呈递增趋势,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如何处置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依法不承担 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在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首次将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制度纳入我国刑事法律领域予以调整。 2012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用 6 个条文对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规制,赋予该项制度现实可操作 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强制医疗制度,特别是强制医疗解除制度的运行仍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此,笔者围绕强制医疗解除制度的 意义、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的强制医疗解除制度构建等方面展开分析。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问题与完善——以H省121件强制医疗案件为例

随着强制医疗案件数量的增多,解除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也渐趋频繁.司法实践中,强制医疗解除程序存在着申请解除条件模糊、申请主体难于怠于申请解除权、复议规定不明、决定书格式内容不统一等问题.为改变这种现状,应从明确申请解除条件;设置解除强制医疗诊断评估报告;构建配套程序,保障、落实申请主体的解除权;增设对继续强制医疗不服的复议救济程序;设置规范统一的文书格式内容标准等方面来完善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的体系构建,切实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权利.

强制医疗程序的运行困惑及完善思考——以A省检察机关办理的强制医疗案件为样本

文章从强制医疗程序实施的主要特点着手,重点围绕强制医疗案件的证明标准、强制医疗的执行与监督、强制医疗解除程序与监督等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加强对强制医疗案件的实践操作。

论解除强制医疗实质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解释论展开

在解除强制医疗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屡见不鲜,其可归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六条有关解除强制医疗程序对于实质条件语焉不详、缺少针对解除强制医疗程序救济途径两个方面。为解决上述问题,分别运用法教义学、目的解释并结合法律父爱主义,对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和不需要强制医疗进行法律释义,明晰归总出其具体实质条件,并提出为增进精神病患者精神利益福祉、保卫社会安全,应在程序上融合司法和医学,完善好解除强制医疗后的应对体系,在程序上与社区做好衔接优化的对策和建议。

解除强制医疗若干问题探析——基于安康医院模式和检察监督的双重视角

现行法律并未对强制医疗执行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有安康医院模式和普通医院模式两种。基于监管和治疗的双重特质属性,相比于普通医院模式,安康医院在很多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本文通过解析强制医疗解除中的主要问题,提出若干破解强制医疗困境的路径。

解除强制医疗程序实务探析

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种社会防卫程序,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障人权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强制医疗程序实施以来,仍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在解除强制医疗程序方面,解除条件、审理程序等许多问题没有规范,导致程序使用率偏低。本文主要从如何保护被强制医疗人员人身自由权、其近亲属知情权等方面来完善解除强制医疗的具体条件及程序,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破解暴力型精神病人管束困局刍议——基于三部法律联动的视角

尽管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刑事诉讼法》《精神卫生法》中均涉及精神病人问题,但并未使暴力型精神病人的混乱管束状况有大的改观。以"强制医疗"作为应对该特殊群体的主要举措是必要的,也具备正当性,但要使其发挥实效,当前条块分割、分类管理的方式并不足取。在程序之外,填补促使程序发挥价值的实体内容,建立统一的强制医疗输入、输出的机制,实现司法裁决,明确各方职责,完善社会保障,才是破解困局之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