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私权角度论人身强制处分

涉及人身的强制处分直接干预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隐私领域。从隐私权角度研究人身强制处分,可以忽略差别、把握本质,系统地对搜查、人身检查、鉴定等相互关联的强制处分进行理论梳理。个人的身体隐私权旨在维护与人身相关的人格尊严。为保障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对其身体享有的人格尊严,立法者应当依据比例原则并发展出具体的考察指标,用以权衡强制处分涉及的隐私利益和执法利益,设定不同的干预门槛。对于涉及人身的强制处分,还应当建立直接强制的审查基准。只有通过三段式审查的强制处分,才能由侦查机关运用强制力施行。对未通过三段式审查的强制处分,侦查机关不可实施直接强制,但刑事诉讼法应当允许司法机关通过间接制裁,以获取相对人的同意。

警察刑事强制处分的权力分析

警察是保卫社会的关键力量,也已经成为日常刑事司法行为的实际主导者。这不仅是打击现代犯罪高度机动灵活性的需要决定的,而且也具有相当的历史背景和基础。然而,由于警察刑事强制处分权具有扩张滥用的本性而极易成为伤害公民的力量。因此,对其合理使用和调控成为法治国正常运行的重要目标。而欲达到这个目标,应当溯本求源,从权力的角度以及从其发展的脉络等进行考察,从影响警察刑事强制处分权的因素进行探究,从而发现其真正的面目,而这正是保证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根本前提。

自诉案件强制处分的经济分析

公诉与自诉案件强制处分的限度应有所不同。自诉案件强制处分的经济分析模式,可比较各强制处分的成本与收益,确保其适用效益的最大化,可弥补比例原则的缺陷。比例原则与经济原则的相互补强,有助于自诉案件强制处分的正当化运用。

对物强制处分中被追诉人财产权保护研究

刑事诉讼中对物强制处分与被追诉人财产权存在冲突,关于对物强制处分与被追诉人财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尚存缺陷。应将对物强制处分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并建立司法审查程序;细化对物强制处分的实体要件;保障被追诉人在对物强制处分中的知情权;对不法的对物强制处分,应设置明确程序性制裁措施及完善不合理救济方式。

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

在权利与权力冲突激烈的刑事诉讼场域,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实行权利告知,是司法民主和正义的底线。只有间接而没有直接的法律明文权利告知规定,是我国立法关于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设定之最大不足。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是程序正义和"人性恶"预设等理论以及财产权保障的必然要求。明确规定告知内容、告知时间、告知方式、不告知的法律后果以及对告知权之救济,是我国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之必然路径。

刑事强制处分公民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研究

权利告知具有吸收不满、终结处分裁决以及保障公民财产权益的功能;只有间接而没有直接的明文权利告知,这是我国强制处分公民财产权利告知制度设定之最大不足。树立程序正义、告知为民的理念,明确告知内容、不告知法律后果以及对告知权之救济,是我国强制处分公民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之必然进路。

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完善——以对财产的强制处分为视角

分析了我国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的立法不足,认为只有间接而无直接的权利告知,是该制度设定的最大不足;指出程序正义和诉讼主体等理论是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的必然要求,并从明确规定告知内容、告知时间、告知方式、不告知的法律后果以及对告知权之救济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举措建议。

海峡两岸刑事强制处分的比较研究

鉴于海峡两岸的交流日益频繁,法律变迁的过程当中,借彼此法制互为参照,自有其存在意义。透过海峡两岸在刑事程序法上有关强制处分的比较与分析,了解两岸在刑事法制上的差异性,望能为海峡两岸诉讼法学的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源。

论涉物轮候强制处分中的冲突——以刑民交错为视角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追诉中被害人要求退赔和第三方优先受偿债权实现之间的矛盾不时出现。两者针对同一涉案财物时,刑民交错的涉物轮候强制处分中的冲突即会暴露。冲突类型的具体层面为处分机关之间、处分机关与不动产登记部门之间、执行竞合等冲突;抽象层面为处分权力之间、背后保障的权利之间、权力与权利等冲突。本质是权利冲突,可从制度、观念等层面分析成因。分析现行法化解方案及其疑义后,可以运用“涉案财物处置的抗辩”理论,从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层面系统构建解决冲突的新方案。

刑事涉案虚拟财产强制处分论

伴随科技发展,数字时代虚拟货币类物拓展了涉案财物的形态。以比特币为典型的虚拟货币属于新型涉案虚拟财产。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强制处分虚拟财产存在困境,包括本体手段界定不清、实践运用欠规范,强制处分探索中四种不同模式均有局限,强制处分后的延续性状态和效力无法确保。对于新型虚拟财产的强制处分,传统法律治理理论适配性较弱,相应理论供给也不足,故技术性正当程序与过程性监督融合论应被提倡。未来,刑事涉案虚拟财产强制处分应走向新型技术性过程监督下的综合模式。

强制处分法定主义视角下数据驱动型侦查的基本定位——以日本学理理解与司法适用为参考

以模拟手段为主的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消解了传统侦查方法的物理强制属性,引发现行刑事诉讼法体系下法律属性界定规则难以匹配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的问题。数字技术的介入与法律的迟滞影响到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法律属性的基本定位。我国目前偏向于将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作为任意性侦查措施,这导致侦查权外溢、侵害公民隐私权之危险。日本司法多以强制处分法定主义与重要权利侵害说为视角,作为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强制性的判断标准与法理逻辑,但却因严格的事前令状审批陷入制度僵化的“泥沼”。为兼顾侦查活性与权利保障,宜将数据驱动型侦查定位为复合任意性与强制性的新型侦查措施,再以“阶段—种类”为具体分类之方法论,以分类型考量与分阶段控制的方式,区分不同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的法律属性。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强制处分体系初探

近几年来,我国法学界不少同志在研究“保安处分”问题,笔者也拟从保安处分制度的建立及其理论的形成入手,谈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强制处分体系的拙见,作为一家之言,就教于同行的专家、学者。

日本侦查程序中的强制处分法定主义

日本强制处分包括对物和对人的强制处分。由"强制处分法定主义"与"令状主义"两方面规制强制处分,在理论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应以日本侦查程序中由侦查机关实施的"强制处分"作为研究对象,论述强制处分需要法律规定的理由及强制处分法定主义的争点问题,并探讨与令状主义的关系问题。

涉案财物处置的概念厘清

涉案财物处置是关系到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问题。实践中对涉案财物处置基础概念的认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实体法意义上的涉案财物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其中没收违法所得是基于“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获得利益”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不具备惩罚性功能和赔偿性功能;没收违禁品属于保安处分措施;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国家对个人滥用财产权进行干预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应当在正确把握追缴、责令退赔、返还和没收等概念的基础上,规范适用涉案财物处置措施。

刑事被追诉人人身权与财产权差别保护研究

财产权与人身权都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在权利易受权力侵害的强制处分中,我国刑事诉讼法却存在重人身权但轻财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这不仅对被追诉人财产权不利,而且有碍刑事诉讼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执法公信力的提高。我国刑事诉讼法轻财产权保护,这和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与人身权未给予同等重视密切关联。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追诉人财产权保护存在的不足,有必要建立对物强制处分司法审查程序;将扣押、查封、冻结等对物强制处分行为纳入强制措施体系,进一步细化对物强制处分的要件;初步设定对物强制处分的期限;构建对物强制处分可以通过担保予以解除的新型财产权救济方式。

论鉴定留置

刑事诉讼中,在鉴定被告人的精神或身体状况时,需要将被告送到医院或其他适当的场所,较长时间干预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这在性质上类似于羁押,故有必要对其规定严格的实施要件,以防止对相对人权利不当的干涉。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都还没有涉及鉴定留置制度。在刑事诉讼修订中,有必要明确鉴定留置的适用原则、启动和变更、期限以及被留置人权利等内容。

关于两岸刑事诉讼法的比较研究(上)

从广义上来说,台湾的刑事诉讼法是由刑事诉讼法典和《少年事件处理法》、《军事审判法》、《羁押法》、《提审法》、《赦免法》、《引渡法》、《监狱行刑法》、《更生保护法》、《冤狱赔偿法》等关系法规组成的。加上台湾司法院、行政院、法务部等有关部门颁布的一些解释性条例和规定,其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涵盖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方方面面。与之相比较,大陆的刑事诉讼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较为简单。它由刑事诉讼法典、《逮捕拘留条例》

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研究

在权利易受权力侵犯的刑事诉讼场域,建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是有权利必有救济理论、诉讼主体理论以及人性恶预设理论的必然要求。权利救济内容不完善、救济义务主体不中立以及重要权利救济方式的缺失,是当前我国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我国应树立程序正义、救济为民的理念,在刑事诉讼中进一步完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内容、设置相对中立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以及增设财产保护令等。

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几个问题

我国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理论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刑事证明的内涵及其与事实查明之间的界线,令状主义和人身保护令制度引入的必要性,侦查机关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的建构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刑罚“执行完毕”辩析

刑罚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由法院以国家的名义对犯罪人所适用的一种强制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