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应因分析及建议

本文在明确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义务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矛盾问题、总结披露无效及无因的观点,提出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义务进行分信息讨论,并建议区分环境描述性、环境评价性信息与环境预测性信息。将具有可定量、可定性特点的描述性、评价性环境信息纳入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并通过法律规定不同利益衡量结果的价值判断,实现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目的。

论数据泄露通知义务的制度构造

数据泄露通知义务不仅是数据安全保障义务的次生性规范,更是个人数据主体知情权与决定权对应的告知义务所映射的独立性要求,其实质是融入实体法的管理性义务规范。因此,数据泄露通知义务本质上既属于安全价值对应的公法义务,又属于自由价值对应的私权保护规范,其制度设计亦会反向促使义务主体不断更新数字密码技术手段,完善数据加密实践,逐步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的协同数据安全防范机制。数据泄露通知义务的制度构造实现了通知行为触发三方(“一点”贯穿“三线”)共同介入风险分摊的有效机制,有利于缓和规则抽象性和监管具象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于数据安全事件的治理,应当以数据泄露通知为连接点实现多方共治的安全防范协同机制,强化数据泄露的管理过程控制和深度利用治理。

论宪法中公民义务规定的法律作用

以尊重实定宪法的立场和法解释学的方法来看,宪法中的公民义务规定具有一些合乎立宪主义精神的法律作用。其中,纳税、服兵役这类强制性义务具有限制公民权利与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作用,但主要作用在于控权;受教育、劳动这类福利性义务具有督促国家履行相应职责的功能,其控权功能弱于强制性义务。

浅谈宪法中公民义务规定的法律作用

从法学和尊重宪法两个方面来解释，我国现行宪法中公民义务规定具有合乎立宪精神的法律作用。一方面，宪法中的一些带有强制性义务的法律规定，具有限制公民权利和控制国家权利的作用，主要表现作用在控权，例如：纳税义务和服兵役义务。另一方面，宪法中还有一些带有福利性义务的法律规定，具有督促国家履行相关职责的作用，控权作用比强制性义务要弱。本文主要从我国现行宪法中公民义务规定的分类角度进行分析各自的法律作用。

国内法律文本中shall和must的使用和翻译研究

实定法是实现法治的必要基础,它以相辅相成的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和实质内容;英文法律文本中用于设定强制性义务的助动词的选用,对权利(权力)的救济和保障至关重要。为解决国内法律文本中shall的滥用和误用问题,自1970年以来,绝大多数英语国家制定了文件对其用法进行规范,形成了两种主要做法:一是以英联邦主要国家为代表,全面禁止使用shall并使用must设定强制性义务;二是以美国为代表,将shall的词义限定为设立强制性义务并予以使用,但是因shall歧义引发的诉讼和不同判决时有发生。我国国内法律官方参考英译本中shall和must的使用还处于主要英语国家2000年之前的滥用和误用状态。为避免和减少涉外法律纠纷和诉累,加强国内外法律和法治文化沟通,推动我国法律的域外适用,在将外国国内法律文本中的shall和must翻译为中文时,需要基于它们在有关外国法中的用法和含义,根据我国的立法技术规范翻译为相关中文术语;在将我国国内法律文本翻译为英文时,应该采取英联邦主要国家的做法。

绿色能源革命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制度路径

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面临财政补贴困境和保障性收购制度困境。在绿色能源革命背景下,要引入民间资本解决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和开发利用的资金需求问题,提升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落实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固定电价制度,以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重构《可再生能源法》,在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基础上设计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交易机制。可以通过对化石能源发电商、电网企业、大型能源消费企业课以强制性配额义务,对投资可再生能源的企业进行绿色证书管理,在市场机制下培育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活力。

生产者责任延伸视角下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探讨

随着生活垃圾总量的增加,其处置也愈发成了困扰许多城市的问题。为了解决生活垃圾负担过重的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多将垃圾分类处理的强制性义务加之于普通公民身上。这种看似有道理的义务分配方式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效有限,并随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本文通过将垃圾作为商品流通链条上特殊环节的方法,分析给居民设置垃圾分类处置义务的不合理之处,并在生产者责任延伸的视角之下,阐述了将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责任主体设置为生产者的理由,以及商品流通链条上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监管者各个主体应当承担的相应垃圾处置的环境保护义务。

礼物的秘密

礼物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对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变迁具有独特的价值;赠送礼物表面上看是赠与者慷慨大方的高尚道德的展现,事实上背后隐藏着强制性和义务性;礼物,看似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其实隐含太多不被人们注意的内涵。

春游要签“生死状”

事件前不久,广州市天河区某小学二年级组织学生春游,考虑到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而野外活动情况难于预料,为防患于未然,在春游前,学校让每个学生带回一纸协议,要家长签字同意双方之间签订的“生死状”。“生死状”上的主要内容大致为:学生×××自愿参加学校组织的春游活动,在活动中如不听从老师管理而出现意外的,一切后果概不由学校和老师负责,如不同意此协议,将视作放弃此次春游活动。事情发生后,一些家长很不理解,虽然拗不过孩子,都在“生死状”上签了字,但心里却堵得慌,便向媒体投诉,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相关性问题

权利和义务往往被视为一对形影相随的范畴。然而,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并不像通常看上去那样容易把握,在涉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时更是如此。对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罗斯所概括的四个独立的陈述应该说比较全面。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国际海洋技术转让规则审视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海洋技术转让规则在增进海洋福祉、实现海洋共治、深化务实合作等方面具有契合性。但由于各国技术水平和利益需求的差异,国际海洋技术转让规则在发展中面临重重困难,将其置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进行审视,会发现许多问题值得反思,涉及价值共识、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等。国际海洋技术转让规则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正视知识产权公共利益属性、拓展和完善技术转让模式、落实"特殊技术"转让的强制性义务。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法律化

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深入,企业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引起商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这与可持续发展、商业责任、负责任的商业公民等结合在一起具有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力。在市场价格信息为唯一真实可靠的信息之时,企业并无社会责任可言,但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信息传递方式发生变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可能。而且,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商业使命并不冲突。但如何将之法律化是现代制度和法律面临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