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机制之完善——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谈起

强制性侦查措施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违法适用或者不当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极大的损害。为了促进侦查机关正当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机关应强化对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的职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权,但相关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论对公安机关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

强制性侦查措施涉及到公民人身、财产、隐私等多项宪法性权利。我国目前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是由公安机关自身按照完全的行政运作模式进行的,而外在监督不可或缺。但目前我国对公安机关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存在着监督内容和范围不明确、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侧重于事后监督、无统一的监督标准、监督的效力不强、监督救济程序缺位等问题。因此,应从监督主体、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监督标准、监督程序、司法救济以及法律后果方面,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制度,以利于实现私权的保障和公权的制约。

强制性侦查措施运用问题探析

公安机关运用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在传唤、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扣押等方面存在问题,原因在于司法审查机制尚未形成,权利救济制度的弱化失衡,比例原则在设计上的缺失。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根据我国国情,从确立司法审查原则、完善强制性侦查措施体系和逮捕制度等方面,从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角度,完善刑事侦查制度。

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论——以对物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为视角

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直接关涉当事人的财产权,由于我国目前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是由侦查机关按照其内部的行政运作模式进行,缺乏强有力的外在的监督,极易导致侦查权的滥用,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为有效地制约侦查权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构建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制度。

强制性侦查措施之制度完善与检察监督问题研究——以搜查、扣押为视角

当前,检察机关实行捕诉一体运行机制,融侦查监督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活动中,相比之前捕诉分离模式,更有助于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工作。通过对强制性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程序启动随意""缺乏司法审查""实际执行乱象丛生""司法救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进行梳理,提出了"完善实体和程序要件""健全司法审查机制""完善无证搜查制度""建立健全程序性制裁机制"等几点构想。

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研究

近年来,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司法适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诟病的重要话题,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制约中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薄弱环节。必须通过完善权利救济机制,保障当事人的控告、申诉权;完善侦查监督机制,促进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运行;完善诉讼监督机制,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对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的探讨

强制性侦查措施直接涉及公民人身、财产、隐私等多项权利,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搜查、查封、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做出系统性规定,缺乏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现行有关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尚存在监督内容和标准不明确、监督机制滞后和监督方式被动、监督手段乏力、自侦案件监督缺失等问题。我国应当明确侦查监督的价值取向,着重从上述几个方面出发,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控制体系。

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

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对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关系到国家社会利益的保护以及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的保障,意义十分重大。

论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修正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旧刑诉法在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方面有诸多不足。新刑诉法根据这些缺陷进行了修正,新增了查封一词,并增加了对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监督规定,将其单独列为第115条。扩充了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范围,增加了债券、股票、基金等新种类。这些新增条款和修正条款的实施,对侦查机关的人权保护意识、侦查能力、执法规范化程度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反贪部门今后执法要更加注重保护人权,提升规范执法水平,提高侦查能力,同时建立内外双层监督机制,促使反贪工作水平迈上新台阶。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关于对物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化思考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应当通过对刑事诉讼中对物强制性侦查措施这一取证环节设计相应的司法审查程序、完善和规范执行程序、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平等保护财产权,对侦查权进行合理的规制,并通过司法救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细化,落实宪法所要求的“人权保障”“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理念,并“追诉犯罪”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

对逮捕以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的若干思考

检察机关对逮捕以外强制性侦查措施如何进行监督。从批准书的申请、签发主体、例外情形、权利救济及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等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论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的诉讼化改造——以《刑事诉讼法》第117条为重点的分析

《刑事诉讼法》第117条确立的检察机关就当事人所提出的公安机关违法实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申诉进行检察监督的机制,是一种行政性审查模式,该模式存在滞后性强、审查方式书面化、申诉者的程序参与权极为有限以及制裁机制缺位等问题。对此,有必要建立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的诉讼化审查机制,从检察机关的审查主体、审查程序以及制裁机制入手,实现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有效法律规制与法律监督。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与法律监督

不需要得到相对人自愿配合而直接实施的侦查措施为强制性侦查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具有正当性,同时也具有侵害公民基本权益的弊端。为避免或减轻强制性侦查措施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需要通过法律规范强制性侦查措施,同时需要加强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目前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严重不足,对于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局限于对逮捕等强制措施适用的监督,对搜查、扣押、冻结等大量强制性侦查措施尚未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强化对于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需要通过立法完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体系,同时也有赖于检察机关改革、优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

对于侦查机关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刍议

司法实践中,公安等侦查机关强制性侦查措施侵害相对人合法利益的可能性大量存在,应当完善现场见证制度,明确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范围和内容,细化直接纠正权。

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研究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行使是国家权力同被追诉人权利相对抗的重要表现。当前为了追诉犯罪,查明事实真相,强制性侦查措施几乎没有受到有力的监督制约。笔者根据自身司法实践和在借鉴他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以权利制约权力为思路,以扩大侦查监督范围、完善并强化侦查监督措施为途径,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并进一步提出若干完善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的具体构想,以期抛砖引玉。

对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有关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立法规定存在严重不足,缺乏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在我国现有刑事法律框架内,依据刑事司法权力配置原则,应当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对违法强制性侦查措施行为的惩罚规定,完善刑事相对人的救济途径,以确保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公正、高效使用。

论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的完善

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现行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制度缺乏有效可操作的法律规范予以保障,检察机关依据现有法律难以有力开展监督活动。如何规范与控制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行使,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成为当前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广泛探讨的热点。首先在对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运行现象进行分析和反思,指出当前有关监督工作的不足,包括监督范围的问题、监督模式的问题、监督方式的问题、监督时间的问题。然后,从强化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出发,立足完善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三个部分提出完善的具体建议。

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实践微探

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了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逐渐加强,但也存在着监督操作不明确、手段单一和监督效力不强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明确检察监督审查的"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适应性"标准;要细化程序性措施,规范强制性措施的适用;要明确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中的制裁权与处置权;最后还要建立健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违法责任追究制度。

体系化与司法化: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的拓展和转型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整体转隶,使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更显纯粹化。由此,提出了从审查之广度、监督之深度、方式之科学完备等方面,尤其是以对强制措施和强制性处分行为的司法审查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体系、检察职能体系调整所应致力的新方向。

数据驱动型侦查法律属性的重释与厘定

数据驱动型侦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在犯罪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数据驱动型侦查的法律属性,理论上存在着任意性侦查措施与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争议.我国目前偏向于将数据驱动型侦查作为任意性侦查措施,这引发侦查权外溢、侵害公民隐私权之风险.日本司法多以重要权利侵害说与强制处分说作为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强制性的判断标准与基本立场,但因严格的事前令状审批陷入制度僵化的“泥沼”.如若我国将数据驱动型侦查模式下的侦查方法全部归于既有的强制性侦查措施规范框架,则产生侦查失去活性、错失侦查良机等消极影响.为兼顾侦查活性与权利保障,类型化视角下宜将数据驱动型侦查定位为复合任意性与强制性的新型侦查措施,并以“阶段—种类”为具体分类之方法论,以分类型考量与分阶段控制之方式,区分不同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的法律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