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以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为视角

法律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离。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虽为社会控制的高级手段,亦不可脱离社会独自发挥作用,需与道德规范、社会价值观、文化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互为表里。从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多种实践价值,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固有思想观念,致使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缺乏精神动力,阻碍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顺利运行。应从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关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加强社会控制、培育和塑造现代公民等方面,借助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化解思想观念冲突,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困境,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在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实效。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考察分析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典型案例,发现学校强制报告制度存在义务主体范围不明、受理部门不清、责任机制难以适用的问题。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明确义务主体囊括所有工作人员且责任需落实到个人,可通过线索归口管理制度强化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可操作性。应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以实现案件的统一受理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性保护。责任机制方面应取消“造成严重后果”的条件,细化行政责任、审慎追究刑事责任、引入民事责任。

美国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实践与镜鉴

我国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存在强制报告的虐待范围较窄、强制报告义务主体不全面、责任追究机制不严密、报告人保护机制不到位、响应措施不健全等问题。借鉴美国成熟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需要精确强制报告的虐待范围,扩大报告主体的范围,增设报告人激励机制,明确未履行报告义务主体的责任追究,并通过构建完备的响应保护措施和机制实现对受虐未成年人全方位的保护和救助。

诉源治理视野下的强制报告制度研究

诉源治理,是从源头减少刑事诉讼增量、降低犯罪发生率的有效手段,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法治改革领域的创新发展。作为诉源治理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具体运用,强制报告制度自实施以来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报告率低、责任界定不清等问题。建议坚持以检察主导为引领,统一设立报告受理部门并分级、分类设置报告时限。立法层面,有必要将网络平台纳入报告义务主体,同时增设不履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义务罪。

儋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强制报告制度”守护未成年人保护安全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多次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1年6月开始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及其适用的反思与优化

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有了新的助力,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是强制报告制度还不完善,在具体适用中也还存在一些的问题与不足,其预防和发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惩治不法侵害人、及时救济未成年被害人等方面的功能未充分实现。应丰富和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内容,提升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细化强制报告制度的报告处置流程,加快建设与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相关配套响应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率,提升制度运行的综合实效,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到位。

智慧检察视角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占比不断攀升,而囿于案发地点隐蔽、未成年人求助意识弱等原因,此类案件常陷入发现难、报案不及时、延误调查取证难的困境。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我国初步制定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该制度实践不断细化,但仍然存在报告率低、受理部门规定混乱、未履行报告义务责任不明确不一致等问题。可以辩证地借鉴域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从明确报告主体及其义务类型、确定民政部门为受理部门、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设置强制报告平台与提示程序、持续做好后续响应救助工作四个方面进行完善。

论家暴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

强制报告制度对于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应当从扩大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细化强制报告的可能情形、取消法律责任的追究前提、规定明确严格的惩罚体系入手,激发强制报告的制度活力,满足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需要。

智慧检务视角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占比不断攀升,而囿于案发地点隐蔽、未成年人求助意识弱等原因,此类案件常陷入发现难、报案不及时、延误调查取证难的困境。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我国初步制定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随着各地实践该制度不断细化,但仍然存在报告率低、受理部门规定混乱、未履行报告义务责任不明确不一致等问题。辩证地借鉴域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从明确报告主体及其义务类型、确定民政部门为受理部门、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设置强制报告平台与提示程序、持续做好后续响应救助工作四个方面进行完善。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困境与完善

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以国家亲权理论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理论基础,对解决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问题,预防和阻断犯罪,及时救济未成年人有重要意义。但是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中适用率依然不高,面临责任主体参与度较低,追责力度缺乏刚性,受理部门混乱,报告时机较晚诸多问题。我国可以借鉴域外经验,在立法上有限度地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安排专门人员进行前置调查、完善追责机制提高威慑性,在思想上通过提高普法宣传的广度、力度、深度,破除传统家本位思想禁锢,提高全民报告意识,从而真正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率,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立体综合保护。

美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特定的人员在发现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时向特定机构报告,未能报告的责任主体将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该制度包括初步审查、启动调查、评估分析、公布结论、服务安置等措施。这项制度对我国儿童保护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包括重视儿童虐待构成的特殊文化、增加儿童免受虐待的具体规定、形成儿童保护救助的完整体系和强调儿童权利保护的社会责任等。

学校视角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以强制报告制度为例

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新生制度的不足之处。为推进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具体实施,需要从主体驱动之维厘清"学校主体"的内涵范围;从报告内容之维明晰具体案件情形;从责任规制之维强化学校各类型主体的责任设计;从协调联动之维构建学校与司法、群团组织的社会支持体系,真正使学校强制报告制度成为解决学校痛点的良方,织密学校场域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

困境儿童强制报告制度的认识和实践——基于社工视角

基于北京8家社工机构13名与儿童保护相关的社会工作者的半结构式访谈,探索社工对困境儿童强制报告制度的认识及执行情况。7名受访者知道该制度,从报告主体、接受报告的主体、报告范围、未报告的追责四个方面阐明其问题;3家受访机构执行了该制度,主要依托发现-报告-响应机制和政府购买服务;受访者肯定该制度的意义,并分析执行该制度的4个阻碍性因素。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完善和执行该制度的3个对策建议:提高立法层次,明确法律责任、概念界定和工作流程;增加民政部门作为接受报告的主体;加强媒体宣传,培训相关责任主体。

我国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研究

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是发达国家儿童保护立法中的必备内容。随着我国儿童性侵案件的曝光率激增,其案件的隐蔽性隐私性等特点使得我国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的构建仍处于事后补救的被动式治理阶段,在法律层面缺乏对报告义务主体的强制性规范,且儿童性权利的相关立法也未形成体系。因此,我国亟需与国际社会接轨,从适用条件、报告主体、报告内容、报告程序的主动性与衔接性、未能报告的责任承担等方面探索我国的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基础与规范逻辑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后备力量,其身心的健康历来都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后“不能告诉”、加害人“不愿告诉”、旁观者“无义务告诉”的局面严重妨碍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和救济。强制报告制度的引入有力地破解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隐蔽性高”“发现难”的顽疾,其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法理分析可知,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不仅贯彻了国家亲权主义的理念,落实了平等保护的基本人权观,更是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忠实践行,因此其具备充分的法理正当性。通过对域外国家成熟经验的考察发现,各国强制报告主体的涵盖范围较广,强制报告内容的分类较为科学、具体,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主体责任追究更具威慑力,同时对善意报告者的保护和责任豁免的考虑也较为周全。域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从规范维度厘清强制报告的主体、内容及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

试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完善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自检察机关推动建立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以其广泛的覆盖范围、严格的执行要求、强力的保障手段,对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强制报告制度功能价值的发挥。本文从检察机关办案实务出发,通过对域外强制报告制度的比较研究,探究梳理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过程,深入分析制度落实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结合司法实践和检察实务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完善中国特色强制报告制度有所裨益。

我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文本解读与制度完善——兼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颁布标志着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我国全面建立起来。该意见作为目前最新的也是效力层级最高的强制报告制度系统文件,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全面解读。通过解读发现该制度在报告主体、报告内容及时限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针对此,建议从立法层面完善相关法律,实现该制度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夯实制度基础;从制度本身出发,弥补其在报告主体、报告内容及时限、受理部门及职责分工、法律责任和保护规定等方面的不足,健全制度内容;从配套措施角度,提高未成年人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加强对报告主体的宣传培训和社会公众的普法宣传,助力制度落实。

反家暴法中强制报告制度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近些年,我国儿童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事件频频发生,儿童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引发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强制报告制度的创设,为有效预防和干预儿童受虐现象的发生起到良好的规制作用,但是其中存在着强制报告主体范围不全面、强制报告内容不清晰、明知而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机制不具体等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对域外各典型国家的强制报告制度内容进行类型化比较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立法经验,完善和重构我国的强制报告制度,从而更好地践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中国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已然成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然而,近年来,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虐待或遗弃的案件时有发生。受制于辨识能力与防卫能力,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往往缺乏求助意识,以致案件陷入“发现难、报案不及时”的困境。为了应对上述问题,中国司法实务部门率先提出并践行了强制报告制度。该制度的建立不仅是国家亲权原则的应有之义,更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具体体现。相较于域外国家,尽管中国强制报告制度的规定已经进一步完善,但是仍然存在着适用条件狭窄、责任主体识别侵害情形难、报告受理主体不适格以及响应机制不完备等不足。通过借鉴域外部分国家较为成熟的经验,中国强制报告制度应从适用条件、报告程序以及响应机制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分析与优化探究——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为背景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的道德义务上升至法律义务,从而正式确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从法理分析可知,强制报告制度的设立彰显了家庭自治到国家干预、权利缺位到儿童独立人权、传统教养到儿童最大利益的三重转变,因此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基础。强制报告制度实施迄今两年有余,在落地过程中仍然存在义务主体报告意识薄弱、受理部门混乱、责任承担缺失、处置流程虚置等适用困境。针对制度实施痛点,要增强义务主体报告意识、提升报告积极性,通过设置儿童专门权利保障机构,统一案件受理职责,并且明晰和细化报告处置流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