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教义学视角下猥亵儿童罪与强制猥亵罪的界分

从罪名设置的字面含义和立法本意两方面进行价值衡平,以部分重合说解释猥亵儿童罪和强制猥亵罪之间的关系更为合理。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制猥亵儿童未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行为人成立强制猥亵罪的加重犯和猥亵儿童罪的基本犯,应当按照强制猥亵罪的加重犯科处刑罚,才符合罪刑均衡原则的内在要求。强制猥亵罪与猥亵儿童罪的实质差异在于罪名背后保护的法益不同,前者保护的法益为他人的性羞耻心和人身自由权,后者保护的法益为儿童的性的不可侵犯性。

强奸罪与强制猥亵罪的并罚适用——以严卫栋强奸、强制猥亵、侮辱妇女案为例

强奸罪与强制猥亵罪均侵犯了妇女的性自由权利,由侵犯的严重程度以及特定的表现形式可以划分出两罪的法益保护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当强奸与强制猥亵均发生于同一对象时,强制猥亵一般被作为强奸的前行为,通过吸收犯理论判处强奸罪一罪。但是,我国刑法并未明文规定吸收犯,一概以吸收犯认定,值得商榷。强制猥亵后再强奸,犯罪严重程度虽具有递进性,犯罪结果也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但在主观意图与客观要件完全可独立并分离的情况下,强制猥亵罪并非绝对地被强奸罪吸收。将同一案件中出现的强制猥亵和强奸行为进行严格区分并予以数罪并罚,不仅能体现刑法对犯罪分子行为评价的完整性,也能为复杂多变的审判实践提供理论思路,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妇女性权利。

《刑法修正案(九)》修正后的强制猥亵、侮辱罪解析

《刑法修正案(九)》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做了修改,司法解释将其更名为强制猥亵、侮辱罪。但这一罪名概括并不符合合法性、科学性原则,将修改后的条文归纳为"强制猥亵罪""强制侮辱妇女罪"两个罪名,更符合法律规定。立法对强制猥亵与强制侮辱行为的规定并非同义反复。将强制猥亵罪认定为倾向犯,既有利于区分强制猥亵与强制侮辱两类不同的行为,也有利于区分强制猥亵、侮辱罪与侮辱罪之间的界限。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强制猥亵、侮辱行为包括在网络公共空间上当众实施强制猥亵、侮辱罪行为的情况。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情况不宜一律认定为本罪的加重情节。

刍议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评刑法第237条规定之缺陷和不足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本质特征是违背妇女意志。猥亵与侮辱的内涵和外延有着本质的不同。把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妇女并不可取。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与侮辱罪有时很难区别 ,须根据主客观各种因素加以综合分析、判断 ,才能正确界定。

对强制猥亵妇女罪的思考

对刑法中的“强制猥亵妇女罪”概念及特征的认识学界可谓各持一端 ,尚无一个十分确定的看法。借鉴国际性学会在《香港性权宣言》中提出的新型性权利概念 ,来认识我国强制猥亵妇女罪的客体特征 ,并以此为切入点 ,科学界定其犯罪对象、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等特征 ,从而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我国刑法中强制猥亵妇女罪的立法与规范评价

本文探讨了猥亵的立法例及法律定位，猥亵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不是单一的人身权利，对猥亵行为的法律规制，也包含着维护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为核心的社会道德规范的评价之义、猥亵的法律的规范评价，就在于认定猥亵行为是违背被害人意志，侵害公众的正常性心理、道德情操，或者侵害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为核心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反自然性的性行为，本文还对强制猥亵的客观行为手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吸收犯之实践困惑及解决——强奸案件中强制猥亵行为应独立评价

实践中强奸案件往往伴随有强制猥亵行为,但是司法实践部门及理论界往往以吸收犯予以定性,而对强制猥亵行为不予评价,这种一概而论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我国刑法典没有明文规定吸收犯,理论界也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司法实践也是无所适从,定罪量刑上的不公在所难免,罪刑法定、罪行均衡也就很难得到有效贯彻。针对实践中定罪量刑标准的模糊和理论上的观点分歧,强奸案件中的强制猥亵行为应该独立评价,以消除理论之争与实践之惑。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几个问题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将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分解以后,独立出来成立的一个新罪名。但刑法没有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中的“猥亵”与“侮辱”的含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主体范围,强制猥亵致人重伤、死亡的处罚等问题做出规定,目前也未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本文本着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宗旨,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有关问题特别是上述疑难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犯罪的认定和处罚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本罪是一个行为选择式罪名。行为人实施强制猥亵妇女行为或侮辱妇女行为之一的,分别定强制猥亵妇女罪或侮辱妇女罪。

强制猥亵犯罪案件的司法处理:问题与对策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处理强制猥亵案件时,有时机械地理解、泛化地适用刑事印证证明规则,在遇到“一对一”证据之时,不敢或不愿认定存在犯罪事实;有时对强制猥亵之“强制”持狭隘理解,将强制猥亵案件降格处理,导致对加害人打击不力。为解决前述问题,司法机关应正确适用刑事印证证明规则,妥善把握“强制”的含义,秉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与尊重女性的原则,依法处理强制猥亵案件。

浅议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刑法修改时增加的一个新罪,本罪的客体是妇女的人格尊严权及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客观上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侮辱妇女的行为,它与强奸罪、侮辱罪虽有相似之处,但有性质上的区别。

论我国从强制猥亵犯罪行为角度对妇女、儿童的保护

强制猥亵的犯罪行为被《刑法》规定在第四章的内容里，保护的是他人的人身权益。强制猥亵妇女这一犯罪行为最早是属于《刑法》里规定的“流氓罪”的一种行为模式，之后通过对《刑法》的修改，将强制猥亵妇女这一犯罪行为分离出来，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罪名。《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后，又对强制猥亵这一犯罪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妇女、儿童因其身体状况不如男性的原因，被《刑法》列为保护对象。现实中，针对妇女、儿童的强制猥亵行为亦是屡见不鲜。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司法工作人员因其对《刑法》关于强制猥亵犯罪行为的了解不够透彻，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偏差。要深入认识强制猥亵罪必须要从介绍刑法认定犯罪的要素入手，进而才能进一步理解构成强制猥亵妇女和强制猥亵儿童这两种犯罪行为的具体情况。

“强制猥亵、侮辱罪”倾向犯之否定

主张"强制猥亵、侮辱罪"属于倾向犯的观点以"主客观相统一""主观违法"为理论依据,以犯罪类型的区分为现实需要。但"主客观相统一"是对行为人罪过与认识能力的要求,不苛求犯罪目的与法益类型相一致。"追究性刺激、满足性需要"的动机与其他犯罪目的在价值上没有明显区别,不能作为违法性评价的依据。运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等外在的、定型的标准足以区分"强制猥亵、侮辱罪"与普通"侮辱罪"以及"猥亵""侮辱"两种行为。因此,将"强制猥亵、侮辱罪"定性为倾向犯没有学理上的依据,也没有实践中的必要。

强制猥亵妇女罪立法比较和特征分析

我国刑法关于强制亵妇女罪的规定反映了行为的强制性与公然性相统一的特点。体现了刑法的严厉性与宽容性相济的精神。该罪客体是复杂客体。

情景犯罪预防与强制猥亵:基于全国1434份判决书的循证

强制猥亵犯罪作为典型情景式犯罪,情景犯罪预防的五大策略在理论上均能应用于强制猥亵犯罪的预防。基于全国1434份判决书的1508个循证样本显示:犯罪主体上,男性作案率远高于女性,年龄有青年化集中趋势,文化程度较低,职业以无业、务农和务工为主;被害人有未成年发展趋势;犯罪时空上,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省份以及中部人口密度大的省份案发风险高,春末夏初季节的19时至5时案发率较高,犯罪地点集中在相对封闭的居住场所、娱乐场所以及人烟稀少的街道。在犯罪循证预防方法的指导下,基于情景犯罪预防理论,提出增加猥亵犯罪阻力、减少猥亵犯罪刺激、提升猥亵犯罪风险、降低猥亵犯罪收益、消除猥亵犯罪借口等针对性犯罪预防措施来减少强制猥亵犯罪案件的发生。

强奸罪犯罪对象范围扩大之探讨——以强制猥亵罪的修改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修改第237条,将原先的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改为强制猥亵罪,使该罪的犯罪对象有所扩张。此次修改一方面意味着男性被纳入强制猥亵罪的保护范围,另一方面意味着立法者及国民对性及性权利有了进一步认识。虽然我国刑法在修正案(九)草案中也提出将强奸罪犯罪对象扩大到男性,但未能通过。关系密切的两个罪:一个犯罪对象包括男性,一个犯罪对象排斥男性,明显无法保持刑法条文内部的统一。我国《宪法》和《刑法》的基本原则要求男女平等,国际社会强奸罪的立法趋势也是将男性纳入强奸罪犯罪对象之中,遵循基本原则,顺应国际立法潮流,扩大强奸罪犯罪对象乃大势所趋。

强制侮辱与强制猥亵关系之辨析——性自主法益观下性侵行为新解

强制侮辱妇女罪、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罪界分的主流标准是:为满足性欲而实施奸淫以外的行为是强制猥亵妇女犯罪,为满足精神刺激而实施猥亵以外的行为是强制侮辱妇女犯罪,出于报复动机而非流氓动机的公然侮辱行为构成侮辱犯罪。这种以人格尊严是三罪共同法益为前提的论断,难以为现有立法模式提供正当性,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之法益是性自主权,侮辱罪之法益是名誉权。前者有别于后者之关键在于前者是侵犯被害人性自主权的性侵行为。从主观不法角度认定性侵行为存在诸多缺陷,应从客观不法角度将性侵行为界定为能够满足性欲的行为,并实现对强制侮辱妇女罪之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