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司法困境与出路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资产收益权是其一项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在商业实践中,很多中小股东的收益权得不到保障,目前法律赋予的救济途径又过于狭窄。法律应当在公司自治和司法公平正义之间找到平衡,给予股东适当的保护,而强制盈余分配请求之诉则是最佳途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45条规定的股东强制盈余分配之诉应予以肯定性评价,唯此类诉讼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需要进一步明晰。

论有限公司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司法救济

盈余分配请求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原则上其行使需要以股东会决议相应的利润分配方案为适用前提。股东行使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司法救济是司法干预公司自治的体现,公司自治并非法外之地,因多方利益冲突,自治存在异化的可能,从而损害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事先约定、撤销决议或诉请决议无效、股东异议回购请求权等替代性措施救济力度不足,但中小股东的利益存在保护之必要,《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为请求权基础,司法对不分配盈余或无正当理由不公平分配盈余可介入审查,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仅能作为形式标准而非实质标准,实质标准需审查股东滥用权利的行为,以及该行为与未分配利润应存在因果关系,诉求股东负担举证责任,公司对无余可分或有余不分的情形有说明之义务。司法干预产生的法律后果是非缓和的、直接的,故司法在介入时应当审慎。

强制盈余分配的类型化研究——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为基础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解决了强制盈余分配的法源问题,但该条规定的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欠缺明确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其适用仍需具体化。案例研究表明,司法实践已对公司财务状况、控股股东的客观行为等因素进行了考量。不同法院在滥用股权的审查标准、举证责任以及利息赔偿等方面仍存争议。盈余分配涉及公司自治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股东平等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平衡,应该借鉴动态体系论的方法,综合考量控股股东的过错程度、小股东利益受侵害的程度、公司分配股利的财务能力以及商业目的的合理性程度这四个要素。这些评价要素的强度及其组合关系不仅决定是否强制盈余分配,而且决定具体分配数额等法律效果。根据评价要素在案型中的不同表现与分量,可以对相关案例进行类型化处理,总结出多数派股东变相分配利润、控股股东转移公司利润、小股东对分配利润存在合理信赖、小股东对分配利润存在特殊期待、公司持续盈利且不分配利润以及公司不合理的利润累积六大类型,需要对不同类型进行差异化审查,这有助于增强第15条适用的确定性与可审查性。

有限责任公司强制分配盈余问题研究

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作为股东的一项重要的权利,股东的其他的权利基本都是围绕该权利而产生的。盈余分配请求权的行使理论界将其分为两种,一种是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即股东提供载明盈余分配方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根据方案向自己分红,另一种是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的行使,即股东不提供分配方案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下的诉讼,本质是债权请求权的诉讼,对其可诉性的争议不大。而关于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的行使争议非常大,而实践中法院常常因为公司自治而做出败诉裁判并且替代性救济不能很好地救济该项权利,为此《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但书条款,在此肯定了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的行使,即承认强制分配盈余诉讼。但是该条款只是抽象地承认了该类诉讼的可诉性。文章通过分析有限责任公司强制盈余分配之诉的价值和列举其在司法裁判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较为完备的诉讼制度以保护受侵害的中小股东的权利。

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司法救济研究

囿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我国法院在审理股东盈余分配纠纷案件时思路各异。对于抽象意义上的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我国法院总体持否定态度。通过分析法院的判决理由,同时结合相关理论,论证司法介入抽象股东盈余分配纠纷的必要性,并从诉讼性质、当事人、适用条件、具体数额的确定与效力等方面,构建强制分配盈余之诉。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基于对2017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的实证分析

强制股利分配是保护中小股东资产收益权的重要制度,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出台标志着这一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但是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该制度的救济功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得并不理想,与国外一些国家的立法及实践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当事人选择方面,应当将有滥用控制权之嫌的大股东也纳入被告之列,与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在举证方面,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降低小股东对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行为的证明标准,减轻其举证负担,以期实现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实体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