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对意志自由的保护——增设强制罪的立法建议

公民的意志自由原本就属于刑法应当保护的法益。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强制罪不仅是承认公民意志自由、完善对公民意志自由的法律保障的理论诉求,也是弥补刑事处罚漏洞、解决我国当前司法实务所面临的众多难题的客观需要。在增设强制罪的同时,我国现行刑法中众多旨在保障公民意志自由的罪名均可予以删除,从而实现刑事立法的规范化、类型化和体系化。强制罪是指,通过暴力或者以非法事由相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实施无义务实施的事项,或者妨害他人行使权利的行为。强制罪基本犯的法定刑宜设置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情节严重时,则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修正案(九)》修正后的强制猥亵、侮辱罪解析

《刑法修正案(九)》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做了修改,司法解释将其更名为强制猥亵、侮辱罪。但这一罪名概括并不符合合法性、科学性原则,将修改后的条文归纳为"强制猥亵罪""强制侮辱妇女罪"两个罪名,更符合法律规定。立法对强制猥亵与强制侮辱行为的规定并非同义反复。将强制猥亵罪认定为倾向犯,既有利于区分强制猥亵与强制侮辱两类不同的行为,也有利于区分强制猥亵、侮辱罪与侮辱罪之间的界限。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强制猥亵、侮辱行为包括在网络公共空间上当众实施强制猥亵、侮辱罪行为的情况。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情况不宜一律认定为本罪的加重情节。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几个问题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将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分解以后,独立出来成立的一个新罪名。但刑法没有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中的“猥亵”与“侮辱”的含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主体范围,强制猥亵致人重伤、死亡的处罚等问题做出规定,目前也未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本文本着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宗旨,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有关问题特别是上述疑难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国刑法中强制猥亵妇女罪的立法与规范评价

本文探讨了猥亵的立法例及法律定位，猥亵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不是单一的人身权利，对猥亵行为的法律规制，也包含着维护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为核心的社会道德规范的评价之义、猥亵的法律的规范评价，就在于认定猥亵行为是违背被害人意志，侵害公众的正常性心理、道德情操，或者侵害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为核心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反自然性的性行为，本文还对强制猥亵的客观行为手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对强制猥亵妇女罪的思考

对刑法中的“强制猥亵妇女罪”概念及特征的认识学界可谓各持一端 ,尚无一个十分确定的看法。借鉴国际性学会在《香港性权宣言》中提出的新型性权利概念 ,来认识我国强制猥亵妇女罪的客体特征 ,并以此为切入点 ,科学界定其犯罪对象、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等特征 ,从而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强制侮辱罪的司法适用困境与出路

对强制侮辱罪的行为类型、犯罪动机及罪名认定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强制侮辱罪在我国面临着强制侮辱行为与“猥亵”混淆、强制侮辱罪的不合理扩大解释、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混淆等司法适用困境。审判机关应当视强制猥亵、侮辱罪为单一罪名适用;对强制侮辱罪的“侮辱”和侮辱罪的“侮辱”做限缩解释;避免将强制猥亵、侮辱罪视为倾向犯,以此避免该领域“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反复发生。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犯罪的认定和处罚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本罪是一个行为选择式罪名。行为人实施强制猥亵妇女行为或侮辱妇女行为之一的,分别定强制猥亵妇女罪或侮辱妇女罪。

从“山西黑砖窑案”反思我国“强制职工劳动罪”

以"山西黑砖窑案"的司法实践为着眼点,对我国刑法中的"强制职工劳动罪"进行了实然分析和应然建构,认为我国刑法中的"强制职工劳动罪"存在犯罪主体、对象、行为方式规定狭窄、量刑单一化、罚金刑不合理等缺陷,并对这些缺陷进行了修正。

浅议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刑法修改时增加的一个新罪,本罪的客体是妇女的人格尊严权及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客观上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侮辱妇女的行为,它与强奸罪、侮辱罪虽有相似之处,但有性质上的区别。

再论强制侮辱妇女罪与侮辱罪之区别

在犯罪对象同为妇女的情况下,强制侮辱妇女罪和侮辱罪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造成司法认定上的混乱。事实上,在行为人使用暴力手段,侵犯妇女性的隐秘权的情况下,即发生了一种法规的竞合:行为人既触犯了强制侮辱妇女罪,也触犯了侮辱罪。对这种具有交叉关系的法规竞合,应按重罪即强制侮辱妇女罪定罪量刑。

“强制猥亵、侮辱罪”倾向犯之否定

主张"强制猥亵、侮辱罪"属于倾向犯的观点以"主客观相统一""主观违法"为理论依据,以犯罪类型的区分为现实需要。但"主客观相统一"是对行为人罪过与认识能力的要求,不苛求犯罪目的与法益类型相一致。"追究性刺激、满足性需要"的动机与其他犯罪目的在价值上没有明显区别,不能作为违法性评价的依据。运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等外在的、定型的标准足以区分"强制猥亵、侮辱罪"与普通"侮辱罪"以及"猥亵""侮辱"两种行为。因此,将"强制猥亵、侮辱罪"定性为倾向犯没有学理上的依据,也没有实践中的必要。

强制猥亵妇女罪立法比较和特征分析

我国刑法关于强制亵妇女罪的规定反映了行为的强制性与公然性相统一的特点。体现了刑法的严厉性与宽容性相济的精神。该罪客体是复杂客体。

强奸罪（未遂）与强制猥亵妇女罪的区别

在实践中．强奸罪与强制猥亵妇女罪存在着难以区分的情形。随着校长带小学生开房事件的报道，这个话题又重新热起来，本文就这二者的区分提出一些看法。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立法缺陷探微

现行《刑法》第237条第1款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规定,在罪名设置及主观要件上存在缺陷。为贯彻科学立法精神,借鉴国外立法例,建议取消强制侮辱妇女罪罪名和刺激或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的主观要件要素。

浅论对强制猥亵妇女罪的修改

1997年对刑法进行修改后,对于男人"非礼"男人的行为应如何处理成为法律空白,笔者认为应当将其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建议扩大1997刑法中的强制猥亵妇女罪的被侵害对象,将其修改为强制猥亵罪,将男人"非礼"男人的行为涵盖其中。

“软暴力”独立入罪之我见

当前的软暴力概念紧密关联于黑恶势力犯罪,其实质是黑恶势力实施的将恶害向受害人通告的行为。囿于这种认识,对由一般主体实施的软暴力犯罪行为无法进行规制,这对于惩治实际广泛存在的软暴力犯罪行为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软暴力行为正愈益成为一种新型的类型化犯罪。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那些侵犯精神活动自由的软暴力犯罪行为类型化为胁迫罪和强制罪,进一步严密刑法体系,以实现对软暴力行为的有效治理。

重新解读侮辱罪

侮辱罪的法益是社会的名誉(包括虚名和隐私);公然是行为的公然,不是结果的公然,传播性理论不具有合理性;关涉公共事务的,不管能否证明真实性,均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与公共事务无关而纯属个人隐私的,原告只需证明与公共事务无关以及名誉遭受损害的事实,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在于被告,不能证明为真实的,成立诽谤罪,能证明为真实的,也难逃侮辱罪的刑责;侮辱罪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存在竞合,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侵害了妇女的性的不可侵犯权,就应以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定罪处罚;诽谤罪与侮辱罪的大致区别在于:是否披露具体事实、是事实陈述还是意见表达,但二者没有截然界限,而为一种基本法与补充法的竞合关系。

“强奸罪”罪名及罪状的完善

司法实践中某些特殊性性侵犯案件凸现了现行刑法的滞后性。借鉴国外以“个人性自主决定权”的原则 ,扩大强奸罪的被害人范围 ,不仅能够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 ,也是惩罚犯罪。

“精液治妇科病”案下强奸罪问题研究

传统上将强奸罪定性为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此罪认定的关键在于对行为的性质和因果关系的判断。从因果关系看,妇女体内有精液与强行性交行为并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不能因此推导出发生了强行性交行为,只能说明男子使用了其他违背妇女意志的方法使精液进入了妇女体内。在强奸罪客观行为的认定中,将"男子以非性交方式使精液进入妇女体内"的行为排除在了强奸行为之外,应当将其评价为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强奸罪与强制猥亵妇女罪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在主观和客观方面存在明显的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