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碳背景下的清洁能源技术强制许可

中国加入《巴黎协定》后提出力争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双碳背景下有学者提出比照药品强制许可对清洁能源技术实施强制许可,而现有理论存在论证逻辑谬误、维度欠缺等多种问题。基于环境权的法哲学外部证立、法规范的法教义学内部证立、清洁能源专利实施情况的实证分析以及清洁能源专利与药品专利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清洁能源强制许可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但不具备实施上的必要性。尽管如此,仍应当完善强制许可制度,发挥其对技术转让谈判的辅助作用,促进清洁能源技术转让,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保驾护航。

FRAND许可语境下的专利强制许可

FRAND许可与强制许可分属自愿与非自愿许可。但随着司法机关逐渐干预FRAND许可谈判流程、反垄断法理念的不断引入,FRAND许可有向强制许可进行制度借鉴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司法机关设置FRAND许可费率是对强制许可中政府设置许可费的借鉴,但这种借鉴尚需司法机关更合理的论证。许可对象争议源于通信终端设备与汽车制造领域的惯例差异,“对任一人许可”的观点更能与强制许可的非专有性要求相符。针对禁令的强制许可抗辩以已开展合理磋商程序为前提,可与强制许可的事前磋商要求对应。

刍论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困境与对策——以陆勇案为例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立法旨在解决社会公众的健康问题,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该制度在我国自确立以来几乎零实践,我国在公共健康领域仍然面临着国内 制药技术落后,创新不足;国外专利药品价格高昂,群众难以支付的困境。本文以 2015 年“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案为背景,分析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困境,结合域外国家的立法经验,为我国提出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即扩大申请主体范围,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法律制度,发挥政府公信力作用;完善药品专利防垄断制度;以立法促进原生药的研发;强化对仿制药的监管。

清洁能源技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比较与启示

在“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下,全球能源转型的需求更为迫切。清洁能源技术在能源转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专利制度与环境保护的公益目的发生了冲突,因此需要寻求合理的平衡方法。专利强制许可是平衡其私权属性与公共利益的较好方式,但各国对此持有的态度大相径庭,致使应有效益得不到最大化发挥。对此,可以通过专利标准化、扩张许可事由、构建全球范围内的强制许可协定等方式,促进清洁能源技术在各国得到有效利用,进而实现维护全球气候利益,早日达成“碳中和”的目标。

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三十一号《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已经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7月15日起施行。

论构建我国清洁能源技术强制许可制度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发展中国家呼吁实施强制许可制度以实现清洁技术的有效转移和传播。从经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角度来分析,实施清洁能源技术强制许可制度具有合理性。目前,相关国际条约的签署和完善、强制许可制度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实践、国际社会对气候治理的重视等因素为我国建立清洁能源技术强制许可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阻碍建立清洁技术强制许可制度的因素并存。在分析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强制许可制度建立的合理性、有利支撑条件和发展困境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探讨了通过明确相关法律规定、建立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等途径来构建该制度,以推进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利益平衡

专利强制许可不是专利制度中的新概念,但却是一个一直存有争议的规定。强制许可是指授予专利权的国家在特定情形下批准专利权人之外的其他人使用该专利,而不需专利权人的同意。强制许可限制了专利权人自愿许可专利实施的权利,在没有专利权人同意甚至专利权人反对的情况下,许可其他人实施其专利,此时专利权人与公众间的利益平衡成为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设计时需予以考虑的问题。

对强制许可制度与观念的协调研究

强制许可是我国专利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从实施的情况来看 ,自我国实施专利制度以来 ,其实施率为零 ,从而导致了法律界、知识产权界的人士对我国制定强制许可制度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 ,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强制许可制度的问题也油然而生。本文根据专利强制许可的形成依据、所产生的效果 ,结合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对强制许可的规定、限制和要求等 ,对我国实行强制许可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 ;同时 ,结合与国际条约、国际公约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协定等对强制许可制度法律条款的制定、协调 ,以及国内对强制许可的认识规定等 ,进行了协调研究。论证了在我国现行历史阶段 ,应当保留强制许可的观点 ,并对强制许可法律、法规的修改提出了建议。

论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作为专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的出发点在于防止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以此达到平衡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的目的。我国自颁布实施《专利法》以来,就规定了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是长期以来,该制度都不为人们所关注,使得该制度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提出相应完善举措,从而使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更加完善。

专利保护与我国的强制许可制度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专利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建立该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阻碍发明的实施和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分析新形势下如何利用好我国专利制度中的强制许可机制并对强制许可法律、法规的修改提出建议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制度若干问题评析

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制度是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促进专利技术的推广利用、防止专利权人滥用权利的重要保障措施,是专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利法》修改后在很多方面对强制许可制度进行了完善,但在强制实施许可申请主体、公共利益的认定、使用费的计算、与《反垄断法》的衔接等方面仍存在不足。

公共健康危机下的专利强制许可——对我国《专利法》第49条的修改建议

公共健康危机下的专利强制许可是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中一个重大的问题。但这次专利法修改建议稿在强制许可的提起主体、颁发理由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文章通过比较国际条约、国外立法和国内立法,分析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修改方案。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多哈健康宣言》之后的发展

《多哈健康宣言》、《总理事会决议》以及《修订TRIPS协定议定书》所建立的"第6段机制"放宽了对医药产品的专利限制,突破了TRIPS协定关于强制许可药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的规定,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廉价专利药品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借鉴国际和国内层面考察实施"第6段机制"的立法和实践,我国立法应立足于促进我国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研究——以瑞德西韦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瑞德西韦专利药品受到了广泛关注,虽然其仍在试验中,但给重症病患带来了希望。当前的疫情发展形势符合我国《专利法》规定的颁发专利强制许可的条件。首先概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及其特点,分析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立法实践,提出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应适当放宽申请主体限制、适度扩宽申请事由规定、善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谈判价格、制定符合国情的专利许可制度等建议,为我国启动药品强制许可制度提供政策依据。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从“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事件谈起

"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事件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事件不只涉及刑法问题,其背后透露出的发展中国家完善和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值得学界深思。以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通过介绍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实践,反思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现状,并为解决相关问题提出法律和政策思路,以期未来中国能真正建立起符合国情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论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

禽流感在全球的蔓延给人类的生命健康亮起红灯,同时也再次引起学术界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的热烈讨论。面对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和作为人权的公共健康,不仅关系到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许多层面。如果缺乏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则不能确立科学合理地解决这种矛盾的原则和方式。

专利保护与强制许可

本文简要回顾了强制许可制度在巴黎公约中产生的历史过程和意义,介绍了TRIPS协议对有关强制许可的主要规定和国际上对有关药品专利问题和强制许可问题的关注。本文对中国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制度进行了扼要分析,指出强制许可的主要作用是威慑和劝阻,并未与专利的正常利用不合理地冲突,也并未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