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视野中的刑事被害人赔偿以强制赔偿易处转换自由刑的构想

鉴于自由刑的不足和保护刑事被害人的需求，有必要对我国的刑罚体系进行更新理念上的重构，在征得被害人同意的情形之下，法院对被告人确定的刑罚可由自由刑与对被害人的赔偿之刑共同构成，且互为消涨。在行刑实践中，建立自由刑与对被害人的赔偿刑之间的易处转换制度。

强制清污费用赔偿的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发生油污事件后,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清污所产生的强制清污费用如何定性以及该如何进行赔偿,在赔偿总额上是否考虑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以及具有什么样的受偿地位,这些问题在现有的国内法规定中并不清晰,甚至缺乏,这将导致在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不统一。

刑事被害人赔偿之价值分析——《刑法》第三十六条的展开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当事人之一 ,但在刑事实体法上 ,甚至刑法理论上被害人都不能与犯罪行为人相提并论 ,原因在于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诉权的独占。提高被害人的实体地位不能仅局限于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而获得民事意义上的赔偿 ,本文认为 ,应将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害及精神损害赔偿均纳入刑罚体系予以考虑 ,并对传统的犯罪观提出了质疑。

美国联邦刑事被害人赔偿制度

赔偿制度出自正义,并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衡平救济。正如它的名称(restitution)所包含的意义,赔偿意在使被害人恢复到原来状态,还原他们耗尽的资产。赔偿成为美国联邦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已近一个世纪了,它早期存在于缓刑等担保体系下,且具有不成文的特性。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初级联邦法院自身并不具有宣判缓刑的权力,国会因此在1916年明确授权给法院允许判处罪犯缓刑。通过判处缓刑,法院有权要求缓刑犯支付一定数量的罚金,赔偿或弥补被害方因被定罪的罪行而遭受的损失,给被害人提供他们需要负担的抚养费。这种授权持续不变了50年。尽管联邦法院不享有除刑事案件发布赔偿令以外的其他权力,该权力本身也很少被使用和执行。为了改善这种尴尬的状况,国会颁布了《被害人与证人保护法》,授予了联邦法院一般裁量权,可在美国"刑法典"第18章内规定的任何刑事案件或劫机案中下达赔偿令。在《1994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中,国会又在处理关于性虐待、儿童性剥削和家暴等联邦犯罪时建立了强制性赔偿制度。最终,国会通过了《1996年被害人强制赔偿法》,将强制赔偿被害人作为绝大多数联邦暴力刑事案件的定罪结果确定下来。

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层面破解我国医师多点执业困境

推行医师多点自由执业从理论上讲可以打破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这种不均衡分布的局面。由于医师异地执业出现医疗损害的赔偿责任究竟是否为执业医师本人承担、接受或输出医疗机构承担并不明确,一旦发生医患纠纷或医疗损害可能会出现"三方都不想管、三方都要负责"的局面。从试点地区的情况来看,结果并不满意,多数属于"叫好不叫座"。尝试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层面解读我国医师多点执业面临的困境后得出:必须完善医疗损害鉴定机制,构建执业医师自由人制度,医师本人需购买异地执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强制性保险,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逐步推行真正意义上的医师多点执业。

再论监察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的制度弥合与现实张力--以“留置”为中心的分析

监察措施作为由《监察法》授权的强制处分形态,在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可产生与刑事强制措施相近的程序效果。从学理上,以“留置”为代表的监察措施存在着“调查”与“侦查”的属性之争。在职务犯罪案件衔接刑事诉讼过程中,监察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应然存在着共性基础与个性特征,共性基础包括权力来源、法律效果以及适用范围。监察措施的个性特征呈现为“类行政强制”属性与“非刑事司法评价”。监察措施当中的“留置”在立法用语上仍未回避语义上的“一体化”。实践运行中,监察措施存在着“同体批准”的程序监督效果,从期限设定上亦未区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案由。由此,监察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可实然地产生制度运行中的现实张力。

欧盟海运安全法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欧盟海运管理制度对世界海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欧盟于2009年通过的一系列有关海运安全的新法规是国内船公司必须关注的。文章运用比较法研究上述新规则,指出它们在低标准船的预防、发现和排除等方面都进行了完善,特别是其中有关强制海事赔偿责任险、船级社行为规范、港口国检查频率、低标准船退出欧盟海域等的新规定,从直接和间接两个角度对船公司履行维持船舶安全状态的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内船公司必须切实履行有关船舶安全管理的各项标准,才能维持欧盟海域的准入权,海上安全管理部门则必须研究提高监督检查效率的方法。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报复制度

WTO报复制度相对于GATT报复制度而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功能方面的诸多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国内外提出了很多改进报复措施的建议。这些建议有利有弊,但仍然无法很好地解决报复制度的缺陷而实现其宗旨。比较而言,强制性惩罚赔偿制度的构想,能有效解决DSB(WTO争端解决机构)建议和裁决的执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