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责任与强制鉴定:“精神病”的鉴定问题研究

精神病的刑事责任问题在英美法国家经历由非此即彼的有无向中间环节的妥协,诞生了限制刑事责任;同时精神病证明责任的分配也由控方绝对责任向相对责任缓冲,并逐渐演变为辩方承担证明责任和控方承担说服责任配置方式。我国应当在借鉴精神病证明责任合理分配的基础上,构建强制鉴定制度,以此来促进精神病证明责任的合理配置流向,保证精神病证明责任的程序正当。

刑事强制鉴定制度初探

近年来,随着刑事要案为公众所广泛关注,在某些案件中,司法鉴定成为直接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重要手段,也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然而学界却少有对强制鉴定构建模式的专门论证。我国应当在法律中规定当事人的鉴定请求权,构建与裁量鉴定并行的强制鉴定制度,确定其适用条件、具体程序及监督体制。

伤情鉴定中强制鉴定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拒不配合伤情鉴定的案件频发,给诉讼进程造成了客观障碍,也为犯罪分子逃避刑事追究提供了客观便利。这不仅有违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我国刑诉法中伤情鉴定制度的缺陷。应当在借鉴国外关于强制鉴定机制的立法例基础上,对被害人等第三人拒不配合伤情鉴定的行为进行规制,建立我国刑事诉讼强制伤情鉴定机制。

论鉴定留置的若干法律问题

鉴定留置指为鉴定被告心神或者身体状态,而将被告送入医院或者其他适当处所之处分。鉴定留置的存在是与法医学的发展休戚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法医学发展的不成熟是鉴定留置制度存活的土壤。鉴定留置应定性为一种依附性行为,即依附于强制鉴定,其本身属于调查程序,而非强制处分。鉴定留置属于强制鉴定延伸的自然结果,而强制鉴定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告人的行动自由,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强制鉴定作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对自由的侵犯程度不可与羁押同日而语,甚至其结果可能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司法审查控制下的鉴定留置期间不应当计入羁押期间。

改革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的思考——以被追诉人取证权的实现为切入

刑事鉴定启动权是刑事鉴定制度的核心,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被国家职权机关完全垄断,被追诉人及其律师的申请权也无法得到保障。这种鉴定启动模式使辩方的取证权受到严重抑制,不仅无法形成控辩平等对抗的取证格局,而且对侦控方的鉴定活动辩方也无权参与和监督。学者们提出的"当事人启动制"和"法官启动制"的改革方案,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在我国目前都不具有可行性。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的改革应当以被追诉人取证权的保障为核心,实行"分步走"的战略,采取"渐进性"改革和"重构性"安排相结合的方法,旨在强化辩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增强其获取鉴定结论这一科学证据的能力。"渐进性"改革就是把赋予辩方初次鉴定申请权、建立强制鉴定制度以及引入专家辅助人作为改革的近期目标;"重构性"安排是以构建控辩双方启动鉴定程序为主、法官启动鉴定程序为辅的启动模式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和发展方向。

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德国的经验及其启示

德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既保留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本特征,又深受人权保障原则影响。审前程序中,检察官和警察享有鉴定启动权;当鉴定可能干涉公民基本权利时,采取法官保留;当事人有权自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审判程序中,法官有依职权或申请启动鉴定的权力;在特殊情形下,法官必须启动司法鉴定;当事人既可以申请法官启动鉴定,又可以自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中国可借鉴德国的经验,赋予当事人鉴定启动权、保留控方启动鉴定权和限制法官启动鉴定权、建立鉴定处分的司法审查和特殊情形下的强制鉴定制度。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反思

司法鉴定启动程序是司法鉴定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当与否关系着当事人切身利益和司法公正的实现。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反思和重构现行司法鉴定启动程序意义重大。以邱兴华案件实例为例分析我国司法鉴定启动权主体的立法规定,并评析学者对鉴定启动主体的不同学说,认为在现阶段鉴定启动的主体还是应以侦控机关为主,法院享有有限的启动权,当事人不赋予独立的鉴定启动决定权,但享有启动鉴定的申请权。

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研究

鉴定启动程序是司法鉴定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该程序效果如何、正当与否关系着当事人切身利益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反思和重构现行司法鉴定启动程序意义重大。本文以邱兴华案件为例,分析我国司法鉴定启动权主体的立法规定,并评析学者对鉴定启动主体的不同学说,认为在现阶段我国鉴定启动的主体还是应以侦控机关为主,法院享有有限的启动权,当事人不赋予独立的鉴定启动决定权但享有鉴定的申请权。

我国司法鉴定启动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司法鉴定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环节,而启动权作为司法鉴定制度中的核心部分长期以来却被职权机关垄断。辩方启动权配置的缺失既不符合国际社会公认的"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亦不符合新《刑事诉讼法》所推崇的人权保障理念,同时也是当事人及其家属质疑鉴定意见权威、中立性的主要根源。在现有立法环境下,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鉴定启动机制,从而在赋予权利的同时又对权力进行限制,使控辩双方的启动权配置达到相对平衡,则既符合我国立法传统又适应于我国国情,也是当前解决问题的首要途径。

论刑事鉴定的启动制度

司法鉴定启动制度是司法鉴定制度的最基本环节。我国现行的刑事鉴定启动制度在权利分配、制衡和救济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对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架构不同的鉴定启动机制。公诉案件在保留侦查机关鉴定启动权的同时赋予当事人初次鉴定申请权和参与权,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和强制鉴定制度。自诉案件中赋予双方当事人鉴定申请权。

死刑案件证据规范中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死刑错案主要是由于证据问题所致,因而死刑案件证据规范在确保死刑案件质量方面尤为关键。由于立法理念、立法经验以及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我国死刑案件证据规范存在某些问题,亟需完善。一是应明确界定"合理解释或说明";二是完善通过特殊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的法庭质证与听取意见程序;三是减少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限制并加大对证人的保护力度;四是拓展补强证据规则;五是确立DNA强制鉴定制度。

精神鉴定的合理启动研究

我国目前关于精神鉴定启动的设置,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的当事人启动制,也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官启动制有差异,而是一种扩大化了的"司法官启动制",即公检法三机关都拥有鉴定启动的决定权,而当事人则仅有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由此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精神鉴定启动难或多次重复鉴定等不合理现象的发生。鉴于此,有必要赋予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与救济权,并应进一步明确强制启动精神鉴定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