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强可持续视角

引入强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采用改进后的纵横向拉开档次方法刻画1997—2012年中国生态文明现状,总结其演进规律,并引入泰尔指数进行区域比较研究,揭示区域差异的驱动因素。研究显示:中国生态文明整体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东部生态文明整体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东北、中部生态文明指数较低;中国生态文明泰尔指数呈连续上升趋势,说明各省生态文明差异在不断地扩大,而区域间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论——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战略

在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全球化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中国城市政府以何种方式推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地方城市政府在应对全球一体化挑战时,区域城市生产力的提升应当采取何种对策?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中,中国城市竞争力和城市能级的成长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中国所有城市都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应该探寻的战略与战术模式。全球价值链的建构是通过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建构来完成的,因此,全球城市价值链介入的方式和区位占有的方式,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没有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高端介入的成功,也就没有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成功。

应用人类发展指数和生态足迹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强可持续的研究范式

强可持续强调绝对稀缺的自然资本对人类福利水平提升的制约。基于强可持续的研究范式,本文首先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内实现较高的福利水平",明晰了从福利水平和自然消耗两个维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继而论证了人类发展指数和生态足迹分别作为福利水平和自然消耗衡量指标的适宜性,最后应用两个指标对2012年人口在1 000万以上的82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和生态福利绩效进行实证。实证结果显示,没有国家是"高福利,低消耗"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高福利,高消耗"国家,并且生态福利绩效普遍较低;中国是"低福利,高消耗"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生态福利绩效不但低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且低于一半以上的发达国家。

强可持续与弱可持续生态工程:理论框架及初步应用

生态工程是提升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其自身的可持续性也值得关注。受公共物品属性和交易费用影响,可持续的生态工程应满足综合效益大于总成本、利益相关者支付意愿之和大于总成本、利益相关者对成本分摊形成一致性认同等三个准则,据此可以区分强可持续生态工程和弱可持续生态工程。中央和地方政府责任分工合理、农民利益补偿机制完善使生态退耕工程表现为强可持续性;成本分摊现状与不同主体支付意愿及承受能力的偏差使(太湖流域)农村水环境治理工程表现为弱可持续性。因此,应重视公民生态环境需求向政府行动的转化,鼓励利益相关者转变为生态建设参与者,在不同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合理分配责任,才能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强可持续理念下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从强可持续理念出发,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及生态福利绩效值进行测度,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其空间特征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值在空间上已形成由北京—浙江—广东—陕西构成的四角极点支撑,并不断向沿线地区辐射。(2)2004-2015年两系统的耦合度均值C∈[0.666, 0.680],整体处于较高强度耦合阶段,而协调度均值则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D∈[0.512, 0.565]),未来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3)从空间格局上看,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显著,高值区(中高级协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且已形成由广东—浙江两个高级协调发展极核辐射的"U"型发展轴带;初级协调阶段的地区连片扩张趋势明显。相比较而言,西北地区仍处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最后梯队,受周边地区辐射影响较小,增速缓慢。

可持续发展中的可替代性问题分析

在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对立的范式:强可持续发展和弱可持续发展,两者的分歧在于是否承认自然资本在本质上是可替代的。弱可持续发展范式认为在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层面上,自然资本都是可替代的;强可持续发展范式则持相反态度。两个理论范式都有合理性基础,同时也都有局限性。论文认为,应该在这两个范式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使经济的可持续和生态的可持续协调起来,同时,应该树立一种人类有限性意识。

技术异质下中国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实现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协同增长,不仅能够有效推进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助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该研究从强可持续和共同前沿理论的角度入手,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虑区域技术异质性的特征,采用基于共同前沿的三阶段SBM模型来测度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分析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后,各地区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于未改进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分地区效率均值来看,呈现出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特征。②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差异性特征。③考虑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差异因素,东部地区和非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果则一般。④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相邻地区的协作和交流,进而形成以邻为伴和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发展的新时期,需要重视提高要素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技术差距;同时,也要深化和统筹区域协同发展的格局,从政策制定层面完善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地区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从而形成地区间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困境与期待:基于生态文明的消费模式转型研究述评与思考

党和政府在"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确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深刻影响并约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使之更加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长远战略要求,是生态文明建设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隔阂的重要突破口。然而,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长期以来都存在着"重生产,重技术,轻消费"的问题,因此,如何在转变消费模式上尽快取得突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必须破解的难题。本文在系统回顾、评述国内外十五年来对可持续消费概念的争论、可持续消费驱动因素以及可持续消费战略推进面临的困境与原因的基础上,根据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对我国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亟待突破的五个研究方向。

中国八大区域经济绿色发展转型:动力差异与结构分解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加快经济绿色发展转型已成为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鲜明特色。在生态文明约束下基于强可持续理念中环境福利非减性的发展诉求,构建MEBM-Luenberger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的研究框架,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视角,从总体增长、要素投入和生态全要素生产率(ETFP)增长等三个维度对中国八大区域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的动力差异进行识别,进而运用方差分解揭示其动力差异的结构来源,助推中国八大区域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研究发现:2001—201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1.26%,要素投入是其主要动因,呈现以“环境建设—物质资本—清洁能源—非清洁能源—人力资本”贡献度依次递减,但以中性技术进步驱动的ETFP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提高。八大区域经济增速呈现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梯度递减趋势,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非清洁能源等要素投入是其主要动力,而ETFP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且在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较大,在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较小。中国经济绿色发展转型动力差异的结构分解中,以环境建设为主的要素投入差异和以效率变动为主的ETFP增长差异是主要成因。沿海地区以环境建设要素投入差异为主,而内陆地区对ETFP增长差异相对敏感。同时,偏向性技术进步差异存在扩大趋势是导致ETFP增长动力差异的重要因素。

人类发展评估的三个阶段和基于“地球边界”的新指数

人类发展评估是公共部门和学术界的关注热点。文章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把人类发展评估研究识别为三个阶段,指出需要在第三阶段背景下开展深化研究。第一阶段对GDP用作人类发展衡量指标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提出用人类发展指数(HDI)进行替代。第二阶段以“弱可持续”为依据,假设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可以互相替代,将生态环境影响的“绝对值”融入人类发展评估。第三阶段以“强可持续”和“地球边界”为依据,强调自然资本的绝对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将生态环境影响越过生态承载能力和“地球边界”的“相对值”融入人类发展评估。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构建基于第三阶段“地球边界”概念的人类发展评估新指数(Planetary Boundaries⁃adjusted HDI,PB⁃HDI)。PB⁃HDI本着简单、透明和易于解读的原则,强调在“地球边界”以内实现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有效指引。文章计算162个国家在最近年份的PB⁃HDI值和排名,得到的结果与传统的HDI结果有很大的不同,证明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会因为越过“地球边界”的生态环境影响而打折扣,而较小的生态环境影响不能弥补和补偿较差的经济社会表现。以PB⁃HDI为指引,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影响的绝对脱钩,争取在“地球边界”以内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如何在生态门槛内为城市居民实现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即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从生态福利视角出发,基于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两阶段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uper-N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法测算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2011—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将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阶段,打开城市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城市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未能实现DEA有效,但近几年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高于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分区域来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呈现出“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与传统的单阶段(“黑箱”评价)视角下考虑非合意产出Super-SBM模型相比,两阶段视角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的测算结果精确度更高,再次验证了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合理性。为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低效率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建设公共交通导向的紧凑型低碳城市等建议。

中国贸易顺差可持续性的经验分析——基于内生结构突变的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在统计描述中国1990-2010年的月度进出口数据关系典型事实的基础上,利用内生结构突变的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技术,对中国贸易顺差可持续性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进出口之间具有包含截距项和斜率项都发生了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贸易顺差具有弱可持续性,出口由于受到进出口间长期均衡关系的约束,其偏离均衡会在下一期得到修正。因此,旨在调节贸易收支(外部)基本平衡的政策应充分考虑这一特性。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效果评估--基于EBM-Luenberger模型

本文基于EBM-Luenberger分析模型,构建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框架,分解1995-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剖析效率改善的贡献,以评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效果。研究显示:虽然要素投入仍是近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但是效率改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不断提高,从2012年起中国已经进入粗放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的过渡期;技术进步是效率改善的主要推动力;东部地区转型效果较好,发展方式即将实现向质量型的转变,中部、西部地区转型速度最快;省际层面中,2014年上海等5个省市经济发展实现了从粗放型向质量型的转变,贵州等9个省区仍属于粗放型发展,安徽等16个省市处于从粗放型到质量型的过渡期。基于研究成果,本文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的重点和难点,从如何处理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长久地保持效率改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提出了政策建议。

综合福利视角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及国际比较

基于强可持续研究范式,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进行绩效测算和评价,打开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基于综合福利视角将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实证研究部分选取200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水平进行纵向分析,与此同时,选取42个国家201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横向的国际对比研究。研究表明:(1)'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0.986)整体水平一般,均未实现DEA有效,但'十二五'期间已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国际比较层面,瑞士(1.647)、印度尼西亚(1.365)、爱尔兰(1.039)依次排名前三位,中国(0.297)排名相对靠后,位列倒数第二。各国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呈现出'OECD国家(0.677)最高、G20国家(0.611)次之、金砖国家(0.417)最低'的态势。(2)从分阶段效率来看,无论是纵向分析还是横向对比,均发现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明显低于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3)与传统的单阶段、径向或非径向DEA模型相比,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综合考虑了径向和松弛变量问题,测算出来的效率值更为精确,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现实。同时,对于其他领域涉及两阶段或多阶段生产系统的效率或绩效评估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