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强国家-强社会: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模式与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的核心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不断型塑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模式。到目前为止,人类在治理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大致形成了"小国家(政府)-大社会"和"强国家-强社会"两种结构模型,前者主要是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学说基础之上,与资产阶级国家本质相一致的一种现代化方式,后者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了成功,是因为我们在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失败教训以及中国近代百年现代化探索的基础上,创新出了一套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强国家-强社会"内在要求的国家治理结构模式和实现路径。

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在5.12抗震救灾中的彰显

5.12大地震发生以后,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救援。政府的行为高效有力,社会力量积极主动,令我们在悲恸之余,欣喜地看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共生共强。文章阐释了我国"强国家—强社会"的目标模式,提出了"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在5.12抗震救灾中已然彰显的观点。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现状评析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任务中具有重大现实价值。近十年来,党和国家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内外环境,将改善民生、发展民主与社会建设等政治发展的具体目标高度统一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发展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同时,中国在开创国家与社会关系新格局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实现理念转变、进一步改善民生、发展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等艰巨任务。通过总结经验、正视问题,我们应当在转变理念、培育社会成长、持续改善民生、改善相关政治关系和寻求社会共识等领域持续推动改革,从而开创出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互强共赢的崭新格局。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立法转型研究

改革引发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更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总体特征。“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应该是建构中国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正确选择。社会变迁呼唤立法转型。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之下的理想的立法模式应该是:保障公民立法参与以保证立法民主;实行立法听证,构筑博弈平台以实现充分的利益博弈;立法主体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积极介入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

强国家与强社会之整合——对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些思考

市民社会理论探究了国家与社会两个不同领域所具有的不同运行规则和相互关系。现有的研究认为存在着四种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即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国家-强社会。但对中国社会来说，第四种模式无异是最为理想的模式。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探讨了这种模式的可能性，并认为通过区分国家权力中的“专断权力”和“基础权力”，可以实现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整合。

“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的简略考察，指出独立于和外在于国家的所谓“市民社会”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时期的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它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要求人们探索一种能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与主动精神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这方面探索的成功将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