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强奸盾牌条款”中“卖淫证据”的适用规则及其启示

1974年密歇根州在全美首创"强奸盾牌条款"。经过近四十年的实践后,美国逐步形成了有关"卖淫证据"适用的特定规则。该规则在动态中实现了对被害人隐私和被告人权利的平衡保障。以美国较为成熟的经验为参考,在我国强奸案中也不宜完全排除"卖淫证据"。而应当依据"卖淫证据"的分类进行区别化对待:将有关卖淫的"名誉证据"完全排除的同时,原则上适用"控告人-被告人卖淫证据";此外,仅在具备"特别联系"时才适用"控告人-第三人卖淫证据"。

美国“强奸盾牌条款”评析

从20世纪70年代起,"强奸盾牌条款"的立法运动开始席卷全美。该运动宣告了美国司法传统中对于强奸案被害人过往性品行证据推定适用的终结。它有效地保障了被害人的性隐私。然而,立法上近似于"一刀切"的排除适用却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被告人基于宪法所享有的辩护权利。因此,美国各州司法机关通过对"强奸盾牌条款"的遵守、变通甚至抵制,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新的有关被害人过往性品行证据的适用规则。这一过程中,司法机关通过判例法实现了对被害人性隐私和被告人辩护权利的平衡保障。从法律文化视角来看,传统的被害人性品行证据规则的形成与美国文化中的基督教情节和性别歧视密切相关,而新的证据规则的确立则与女权主义兴起的文化背景和其特殊的判例法传统不可分割。

论强奸案件被害人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品格证据规则作为基本证据规则长期存在于英美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其核心在于避免刑事审判中不公正的偏见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发现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此项制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其争议颇多。美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强奸盾牌条款",对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名声采用了有限可采的办法,即一般不采用,但存在例外规定。基于证据性质、被害人保护等诸多因素,我国应该明确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美国强奸盾牌规则的法理基础及实践效果

20世纪70年代美国强奸犯罪猖獗,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对女性的性表达、性历史和言行举止存在偏见,倾向于责怪被害人,导致了强奸报案率低和定罪难。在此背景下,美国推动确立了强奸盾牌条款。分析一手的立法史料及犯罪数据有利于研究强奸盾牌条款的法理基础:打击犯罪,鼓励报案,保护被害人,完善陪审团审判制度和革新社会观念。在《联邦证据规则》的框架下分析被害人性历史的可采性可为强奸盾牌条款确立的正当性提供支持。同时,分析强奸问题背后存在的社会偏见并用女性主义视角解析,同时通过数据分析和学理分析来研究强奸盾牌条款的实践效果,可以为深入理解强奸盾牌条款提供新的路径,也为我国性侵证据规则的构建提供新思路。

美国性品格证据适用规则之借鉴

现阶段,我国强奸案中尚未形成被害人性品格证据的适用规则。这导致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能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该证据形成了激烈的争论。反观美国,在"强奸盾牌条款"出台40年后,司法实践逐步形成了适用被害人性品格证据的特定规则。该规则在平衡保障被害人隐私和被告人权利的理念之下,实现了对不同类型性品格证据可采性的区分。以美国较为成熟的经验为参考,我国被害人性品格证据的适用规则应遵循平衡保障的基本理念,以"合意"和"可信度"为证明对象,根据相关性对性品格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行分类,并通过合理的程序对证据的证明力做出全面而准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