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强度减排目标实现的路径及可行性研究

为探讨实现强度减排目标的可能路径及每种路径下的可行性,在能源效率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最大似然法对84个国家1971—2014年平均能源效率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资本存量和潜在能源效率5个要素,结合权威机构对上述要素未来发展的预测数据及参数,构建单一要素和多要素组合的96种模拟情景,系统分析每种减排路径下的中国碳强度减排情形及实现减排目标所要付出的减排努力。研究发现:(1)提高潜在能源效率对于实现减排目标的贡献度最大,且仅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资本存量或潜在能源效率的单一减排路径难以实现中国强度减排目标。(2)中国若要实现减排目标,必须从能源结构(化石燃料占比要低于80%,且平均增速要降低2.2%),经济结构(服务业占比要高于60.4%,且非服务业增速要降低2.4%),人力资本(持续稳定),资本存量(持续稳定)和潜在能源效率(提高1%)来优化减排路径。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给出如下政策建议:(1)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市场机制创新,不断提高能源效率。(2)加快工业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生产生活碳排放量。(3)不断优化国家能源结构,促进源头排放量降低。(4)给予人力资本和资本存量稳定合理的发展空间,为碳减排提供要素支撑。

用能权交易政策对流通业碳减排强度的影响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

本文基于我国282个地级市2014-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理论分析和实证评估了用能权交易政策的设立对流通业碳减排强度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政策虚拟变量与流通业碳减排强度显著正相关,即用能权交易政策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流通业碳减排数量。以上结果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政策的设立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源利用效率助力流通业碳减排力度的提升。

中国碳减排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与对比研究——兼论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碳强度下降的双重目标

通过构建包含能源消耗,碳排放与碳减排政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碳总量减排与碳强度减排两类政策的减排效应与经济效应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均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实现碳强度下降的目标,但由于政策的减排力度和减排路径差异原因,碳总量减排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较强,碳强度减排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程度较低.基于社会福利和减排成本视角对不同碳减排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对比发现,与强度减排相比,总量减排方案下的社会福利更高且其减排成本略小,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促进碳强度减排政策向碳总量减排政策的稳步过渡,是实现福利增进与环境改善等多重红利的重要途径.

我国省际碳减排强度收敛检验及协调发展路径研究

利用Topsis方法与灰色关联理论对2011-2019年我国省际碳减排强度协调水平进行综合测度,选取基尼系数、δ-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等方法分析我国碳减排非均衡发展态势,进而构建面板Tobit模型识别省际碳减排强度协调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结构和经济可持续竞争力两个指标其权重最高,我国省际碳减排强度整体相对差异呈“扩大—缩小”趋势,地区间相对差异是主导地区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消费碳排放占比与产业结构、FDI和净出口碳排放占比等交互效应对省际碳减排协调度正向显著。中部地区投资碳排放占比与政府财政规模、政府财政规模与城镇化率的交互作用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投资与政府财政规模的交互效应为负向显著,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率的交互作用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应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增加产品科技含量、依靠市场手段,做好区域协调碳减排工作。

中国工业碳减排潜力估算

工业是大多数国家碳排放最重要的领域,也是减排潜力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领域。研究工业领域碳减排潜力对于理解中国碳排放峰值及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采用经济核算的方法对2010-2050年我国工业碳减排潜力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在2030年工业碳排放达峰前,2010-2030年工业累积减排潜力为83.8亿t,其中,结构减排31.2亿t,强度减排52.6亿t;在2030年达峰之后,工业将继续为碳减排发挥积极贡献,2030-2050年累积减排潜力65.9亿t,其中,结构减排24.77亿t,强度减排41.15亿t。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和能源结构能得以进一步优化,则工业减排潜力更大,相应工业碳排放峰值将在原有预计基础上再下降8%左右,工业碳排放峰值也将提前至2025年前后出现。在估算中国工业碳减排潜力之前,考察了发达国家工业碳排放变化路径,发现工业可通过结构减排和强度减排"两个轮子"来为全国减排做出贡献,即使发达国家工业碳排放已越过峰值也是如此。文章的结论和对策建议是:1从工业碳排放达峰推断,中国不宜承诺于2030年之前实现总量达峰,并坚持绝对减排应在2035年之后;2我国工业部门持续碳减排潜力巨大,这为日后我国气候谈判增加了底气,"强度减排"主张可作为我国参加气候谈判的一个重要策略选项;3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取向,完善国内相关制度设计,将工业技术减排潜力充分发挥出来;4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减排效应,警惕由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结构逆向调整问题;5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大力促进包括CCUS技术在内的工业碳减排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基于终端能源消费的工业部门减排潜力估算——以云南为例

工业部门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减排潜力最大、耗时最长的部门,云南省作为低碳试点省份之一,研究其工业部门减排潜力对于控制云南省碳排放量峰值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并为其他省份低碳发展提供借鉴经验。基于终端能源消费选取17种能源系数(含电力、热力)全面测算2000—2014年云南省工业部门碳排放量。结合经济核算法和情景分析法预估2015—2035年云南省工业碳排放量及碳减排潜力。结果表明:如果没有相应制度及技术制约,云南省工业碳排放将在未来持续大幅度增长,在工业比重调整和节能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云南省工业碳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5 247.19万t,其中节能技术进步造成的碳强度减排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根据本文研究结果,针对云南省工业部门,进行合理的讨论与建议。

工业结构对辽河流域沈阳段水环境影响及减排潜力分析

在水资源总量控制约束下,分析2015年辽宁省工业企业废水排放及治理情况,以COD、氨氮为污染指标,研究辽河流域沈阳段工业废水排放及其对水环境影响和各行业废水污染减排潜力,并分别与辽河上游铁岭段、辽河下游盘锦段进行污染减排强度对比;以单位产值用水量、污染物排出负荷为基础探讨用水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水环境约束条件下的沈阳市工业结构调和工业污染减排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撑.

固定资产投资与废水减排关系的回归分析

运用统计学的回归分析理论,对纺织业固定资产投资(衡量纺织业清洁生产投入)与废水减排强度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曲线拟合的决定系数(R-Square)最大原则,确定固定资产投资与废水减排强度指数之间满足渐近回归(凹入)函数关系,从曲线看出:当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加大时,废水减排强度指数增大,但废水减排强度指数不会无限量增大,而是逐渐趋于平稳。这与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从源头和生产过程控制污染排放既节约了能源,减少了末端治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双赢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构建纳入林业碳汇的碳排放权市场的设想

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增量依然会很大,因此我国碳排放市场交易标的中的林业碳汇交易应占更大比重。在强度减排背景下,建立纳入林业碳汇的碳市场可实施"两步走"战略,近期可在总结我国已有做法和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首先建立区域性的自愿碳交易市场,率先建立林业碳汇补偿与交易机制;然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在时机成熟时建立总量控制下的纳入林业碳汇的约束性碳市场,并促使林业碳汇在碳排放权交易总量中占有更大比重。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绿色信贷、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与其他相关金融活动,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论碳排放交易制度工具的模式划分

作为基于市场机制的温室气体减排工具,碳排放交易制度可以采取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在实践中,该制度可以采取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碳排放基线与信用交易模式、碳税与碳交易融合的总量控制与税收模式、以及特殊情况下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型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在实践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往往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需要,灵活在四种模式进行选择。

我国低碳发展转型的内涵反思与启示

在气候变化的科学原因尚未明晰的背景下,低碳发展作为一种新兴发展理念,已经融入我国的战略发展规划和绩效考核体系当中。文章深入反思我国推进低碳发展转型的动力和内涵,指出现阶段我国低碳发展的实质是温室气体的增量总量控制,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型,而实现低碳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是强度减排。基于内涵剖析,文章认为我国的低碳发展战略重在促进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而不能被"低碳"这个概念所束缚,对碳减排的绩效评估应注重探索在保证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可行路径。

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碳交易性质的认识

碳交易已成为各国温室气体减排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未来减排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重大挑战。根据2011年11月9日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我国将建立碳交易市场。社会各界对我国碳市场构建存在诸多观点,其中有些值得商榷。本文基于碳交易性质的认识,对我国碳市场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辨析。

中国碳减排的技术路径及政策建议——基于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BACE)法的实证研究

在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寻求低碳化发展路径,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实现碳减目标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由于经济系统的开放性及碳排放动力机制的复杂性,参数的选取会引致研究结果的不同。在充分考虑后验概率的基础上,基于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和扩展后的STRIPAT模型,运用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BACE)法,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强度、一次能源结构、经济发展规模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等四个因素对其有较强并且稳健的影响力;若非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中国将无法如期实现碳减目标。

碳强度与总量约束的绩效比较: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选择强度约束还是总量限制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有关气候变化协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比较了碳排放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的绩效,并进一步结合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蒙特卡洛方法,模拟了要素-能源替代不确定情形下这两种约束对中国经济总量、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及边际碳减排成本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的碳强度约束是一个合适且有诚意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应当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用可调节的碳强度减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