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对“强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本文首先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考虑"坏"产出的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及其来源进行了测算,进而分析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基于1999—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年均增长3.04%,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2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而投资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表明"强波特假说"成立与否,不仅与环境规制的强度密切相关,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的类型;3费用型规制与投资型规制在促进工业绿色生产率提升方面存在互补关系,意味着多样化环境规制组合使用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验证并完善了"波特假说"理论,同时对中国环境规制的创新及规制工具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强波特假说提升企业竞争力研究

"强波特假说"认为设计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强波特假说"有较为严格的前提假设,其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不完全是消极的,环境规制可以改善企业技术变迁的路径,让企业沿着"绿色路径"进行技术革新。如果企业遵循环境规制时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所节约的成本完全抵消甚至超过环境规制所发生的费用时,企业就会更具竞争力。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也应着力于引导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来到达环保目标。

财政分权下“强波特假说”的再验证——企业环保创新和非环保创新的视角

环境规制引致企业技术创新的"弱波特假说"得到诸多研究文献的实证检验,但创新活动提高企业绩效以补偿环境遵循成本的"强波特假说"却很少得到相关研究的验证。本文利用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Homamoto的两阶段法对"强波特假说"进行分析,并讨论政府财政分权是否会产生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环保研发投入,但会抑制企业非环保研发投入,环保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与竞争力不产生显著影响,非环保研发投入则存在显著正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强制型环境规制驱使企业将研发资金转向环保创新,但财政分权会弱化这一影响。上述结论说明"强波特假说"在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中并不成立。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助力还是阻力——基于“强”与“弱”波特假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更精确揭示全球价值链低碳化趋势下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本文以强、弱“波特假说”为视角,利用2016年WIOD发布的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经验数据,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方面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价值攀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动态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阻碍作用,长期中将显著激励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进一步的面板门限检验发现,仅有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门限值”后,才能有效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在“波特假设”的传导机制检验中,环境规制既能够通过弱“波特假说”的技术创新,也能够通过强“波特假说”的生产效率增长,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强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方法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来源分解进行测算,进而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3.4%,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技术创新又进一步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表明环境规制确实能够通过促进技术革新这一路径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结果;环境规制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抛物线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某一＂门槛＂值后才能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强波特假说＂是否成立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大小,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新《环保法》对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效率的影响——基于“波特假说”的研究视角

本文将新《环境保护法》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数据,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该法的实施是否符合"强波特假说"。研究发现:(1)新《环保法》作为史上最严的一项环境规制法律,显著提高了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效率,且在政策窗口期内随实施时间的延长其政策效果更加显著。(2)新《环保法》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重污染企业进行创新,进而提高企业效率,即存在技术创新的渠道机制。(3)新《环保法》对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受政策影响越显著;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受政策影响较不显著;该法的实施对规模较小的企业影响较为显著。即新《环保法》对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符合"强波特假说"。

农业环境规制促进了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吗?

基于1998~2016年中国小麦主产省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环境约束下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小麦GTFP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小麦GTFP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本区域的技术创新,从而带动小麦GTFP的增长,同时邻域通过环境规制所实现的技术创新对本区域小麦GTFP的增长有正向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强度和小麦GTFP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处于拐点左侧,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处于右侧,说明中国小麦产业中强"波特假说"具有阶段性;(3)由于小麦GTFP显著低于传统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小麦产业存在着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