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受信人归入责任的法理逻辑与统一规范

商事受信人的归入责任在我国民商事立法、司法与监管层面均存在缺漏,暴露了其基础法理逻辑的不清晰。其一,由于未能厘清归入责任这一特殊救济的经济功能,同属信义关系的不同商事法律关系在民事救济方面受到了区别对待,即只对部分法律关系在传统的损害赔偿以外设置了归入责任。代理成本理论无法充分论证归入责任的合理性,因为还须回应事后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批评。在受信人风险中立或偏好的情形下,损失填平原则通常也无法起到激励效率违约的效果,故其相对于归入责任不具有效率优势;在受信人风险厌恶的情形下,归入责任通常可以通过激励事后协商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且自愿协商不存在损失填平原则下的赔偿不足问题。其二,司法实践中未能考虑对归入责任的限制,即未对善意受信人为所获利润所作贡献进行适当补偿,从而可能导致威慑过度。其三,在证券监管层面,未能正确认识到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属性是通过公共执法实施的归入责任及其相较于私人归入权的效率优势,且现有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无法有效补偿投资者的损失。

董事忠实义务规范体系的再审视

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对于董事忠实义务规范进行系统重构,形成了概念明确、逻辑清晰、体系融洽的董事忠实义务规范群。在外部体系上,董事忠实义务具有独立的规范价值,其制度定位与董事的注意义务、诚信义务存在显著不同。在内部体系上,以利益冲突行为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差异为基础,《公司法》构建起董事忠实义务的二元规范进路:利益冲突行为受到法律的绝对禁止,而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经过公司内部的程序性审查后可依法实施。归入责任作为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后果,无论将其作为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方式还是独立的责任形态,均不会对公司利益的保护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法上的董事义务及其责任配置

修订后的《公司法》进一步完善董事、监事和高管的义务和责任配置体系,具有十分显著的制度创新价值。基于董事义务体系的再构造,通过区分董事守法(合规)义务、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为董事义务的体系化形成奠定了基础,实现了董事义务规范在立法技术上的科学化,揭示了董事义务体系化发展的未来趋势。服务于董事义务的体系化构成,通过相对科学的规范表达梳理了董事责任承担的逻辑,重构目标多元的董事责任制度以有效扩张董事责任的适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董事归入责任、董事执行职务的责任、董事违反清算义务的责任和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等。但应当注意,董事义务及其责任配置的制度创新还有待公司法实践的检验,相关制度的解释和适用仍有值得反复讨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