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私藏归公”研究——兼述《书归何处:近代以来藏书文化与社会》的书文化内涵

“西学东渐”以来,随着公共图书馆制度的日益完善,私人藏书“化私为公”成为大趋势。文章在分析“西学东渐”背景下“私藏归公”理念与行动的基础上,解读王安功所著《书归何处:近代以来藏书文化与社会》的内容梗概与著述特点,以“书厄”与访书、旧书交易、私藏的保护与归公三点为中心,梳理近代以来文献的递藏状况;由图书馆新思潮的出现、藏书理念的转变与藏书史研究的学术演变三个方面,解读藏书文化的转型;基于书香文化价值观、文化转型与社会史三个理论视角,对我国藏书史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探索,提出藏书史研究需要形成自身研究范式,并对藏书史研究的未来进行展望。

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如何使土地的利用和分配从基于农耕的需要转变为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是中国近代社会能否实现顺利转型的重要基础性条件之一。从孙中山的"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的施行展示了一个完整的经济思想形成及其制度化的过程,具有典型的转型时期的特质。文章试图透过这一微观视角,考察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经济思想对经济制度构建的动态影响,进而讨论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以及近代经济思想转型与经济制度转型二者之间的关系。

“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

"涨价归公"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解决中国近代土地问题的思路,对近代中国土地税收制度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今日中国关于城市土地升值分配问题的争论中,"涨价归公"也一再被提出来。然而,当前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不仅不符合"涨价归公"本义,反而导致了对"涨价归公"思想的种种误解和扭曲。"涨价归公"本质上是一种资产增值分配价值取向,并且以尊重土地私人产权和土地市场机制为前提,其相应的土地增值税和土地原价税制度对今日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亦有借鉴意义。

涨价归公的理论依据与政策评析——兼论我国土地增值税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

回顾了历史上涨价归公的各种政策主张,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涨价归公的理论依据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规律。涨价归公是开征土地增值税的主要目的,而后者是前者的手段。作为政府实施涨价归公的政策工具,我国土地增值税存在可控性低、有效性差和独立性不强等问题。我国土地增值税的出路在于将其重点作为一种调节收益分配的税种加以完善,而不是取消。

轨道交通沿线土地溢价归公的政策与实践——以东莞市为例

轨道交通周边土地开发和溢价归公有助于缓解城市财政压力,推动公交都市建设。结合国外实施溢价归公的政策和实践模式,以东莞市为例,在资料收集、政策分析、文本和案例解读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城市政府在规划和建设轨道交通中,以土地溢价归公反哺轨道交通融资的政策安排和实施效果。结果表明:1)溢价归公的本质是以特定方式实现正外部效应的内部化,由于土地制度和税收体系的差异,欧美地区溢价归公主要依赖多样化的土地税收体系,而中国城市的实践主要借鉴了“轨道+物业”的联合开发模式;2)东莞市溢价归公策略的形成是综合开发规划编制和审批、沿线土地控制和储备、土地发展权转移、土地增值分配等核心环节有效协调的结果;3)东莞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能形成可观的财政收益,潜在土地收益占轨道资金总需求的比例超过20%,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较大困难。东莞市案例能为其他城市轨道交通融资、土地开发和溢价归公的政策体系编制和有效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

从“耗羡归公”看清朝财政体系及当代“税费改革”

本文从分析“耗羡归公”入手,揭示了清代“双层统治格局”下,统治者构筑财政体系的思维逻辑,给予“低俸禄”、“地方公费阙如”、“军费不足”等所谓“不完全财政”以新的诠释。同时以史为鉴,对当代“税费改革”所反映的财权分配及体制问题提出了看法。

“涨价归农”还是“涨价归公”

关于被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的争论仍然不绝于耳,一面是近四千万并且仍在不断增加的无地、无业、无社保的失地农民,一面是“拿别人的地,发自己的财”的各级政府及其相关利益集团。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增值收益该如何分配,关系到各个方面的根本利益。本文的观点和主张与以往本刊曾发表过的专家观点有一定差异。究竟“归农”还是“归公”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清代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启示

清代雍正年间实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既是整饬吏治、缓解财政恶化的需要,也是雍正皇帝借改革立威,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改革将预算外的收支行为由暗变明,由各自为政转为统一规范,促进了吏治清明和财政收入增长,人民的隐形负担也有所减轻。然而,改革是以对官员厚禄养廉为代价实现的,民生并未改善。它给今天的借鉴在于:廉政建设与财政改革应结合,治官与治财相结合;预算外制度外的收支,关系国家治乱兴衰,不能等闲视之;治理它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由以官为本变为以民为本,这就必须实行相关的体制改革。

涨价归公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土地征收地价补偿研究

孙中山的"涨价归公"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征地补偿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有重要影响。根据此理论,国民政府创设了按照"申报地价"进行地价补偿的征地补偿制度。尽管制度设计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前提,但结果却往往成为掠夺民众财富的手段。其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中国传统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中,补偿地价无法客观公正地给予评定。

火耗归公与集权低能——关于清代官僚制度的一个实证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具有高度集权与极端低能的双重特点。以往的研究多依据“国家%D%D社会”的宏观理论探寻二者的关系。这种方法虽有很大启发意义 ,但也容易失之宽泛、抽象 ,缺乏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解释力。本文选择专制集权官僚政治最后和最典型的代表———清代官僚政治作为研究对象。以清代著名财政改革“火耗归公”为切入点 ,力图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从微观角度揭示过度集权与低能混乱间微妙的正相关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集权低能体制的成因与制度后果。

论清朝雍正年间耗羡归公的实施

清朝雍正初年推行耗羡归公政策。事实上,耗羡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如果实行耗羡归公,就会面对如何让整个官僚系统不致瘫痪、继续维持国家机器的运作和打破潜规则的问题。但对于一个潜规则已经通行久远的帝国来说,打破潜规则就意味着对围绕这种潜规则的体制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制定。耗羡归公,实际上就是把官吏的非法加派改为法定的附加税,并把它的支配权,由州县一级提到督抚藩司一级。这种改革虽是法律形式和它的支配权问题,而且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财政亏空,保证清政府的赋税收入,但实行的结果,有利于加强财政管理,有利于财政逐渐走向规划化,在财政管理上是一大进步。

论清代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及其借鉴——兼论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

火耗归公是清代的一项财政改革。改革的动机在于解决财政危机,成功之处在于既考虑了财政收入改革,又考虑了财政支出改革。借鉴火耗归公,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的三条建议。

基于“涨价归公”思想的大陆征地补偿模式改革——借鉴台湾市地重划与区段征收经验

阐释了"涨价归公"的理论内涵,从外部性的角度说明"涨价归公"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借鉴台湾对"涨价归公"理论的实践模式及经验——市地重划和区段征收,结合大陆的产权制度、传统的征地补偿经验,探讨"涨价归公"理论如何指导大陆征地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从而改善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

雍正朝耗羡归公政策的出台及其在甘肃省践行情况探略

雍正朝开始正式推行的耗羡归公政策是清代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从本质上讲,该政策是将原来私下默许的、半合法的、疏于规范的耗羡公开化、合法化、规范化。本文旨在简要探讨宏观层面上耗羡归公政策的出台背景及过程,并专门以西北重地——甘肃省为个案介绍其具体践行情况。

打破“涨价归公”的神话

土地“涨价归公”最早由孙中山提出,是其平均地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06年出版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书中,孙中山写道：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雍正年间耗羡归公政策在直隶的实行

雍正帝即位后,为解决康熙遗留下来的亏空问题,与督抚们在奏折中探讨解决办法,最后将耗羡归公政策推到前台。本文以直隶一省为例,来介绍此政策在地方的实行,从而管窥它在各省实行的大致情况。

试论清代的“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

文章对清康熙和雍正时期采取的两项赋税改革即“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进行了剖析。认为两项措施的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国家税收,并且在防止官吏贪污腐败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涨价归公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土地制度”

在前期专栏中,笔者曾谈到我国的土地制度极富有中国特色。在这种制度下,个人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都不能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不过,虽然不能获得土地所有权,但是土地的收益权尤其是增值收益,至少在城市,基本上是归属居民个人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一些地段身价百倍,一部分居民由此获得的财产性收入高得吓人。但在城市的近郊农村地区,农地及用途转变后的增值收益究竟如何分配,一直是个难题。

雍正年间江苏实施耗羡归公探略

雍正初年 ,推行耗羡归公政策 ,作为钱粮大省 ,对此江苏是如何进行的呢 ?事实上 ,耗羡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 ,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 ,如果实行耗羡归公 ,就必须面对如何让整个官僚系统不致瘫痪 ,继续维持国家机器的运作的和打破潜规则的问题。但对于一个潜规则已经通行久远的帝国来说 。

清代“耗羡归公”前后官场陋规问题之探究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官场上历来相沿的陋规也不可避免。封建君主为了整顿吏治,实行了"耗羡归公",用耗羡银支发各官养廉银的政策,以此来消除官场上的陋规现象。可是,事与愿违,陋规不但未消除,反而更甚。究其原因,实则封建体制所为,要想根除陋规就要根除产生陋规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