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苦难与诗的伦理——论归来诗人铭记历史创伤的独特方式

归来诗人以他们的诗,留下了一场历史灾难中的幸存者的证词,在人类的文化记忆中矗立起了一座座诗的纪念碑,这是他们铭记历史创伤的独特方式。他们的诗歌创作,避免了情感的直接宣泄,遵循着诗歌艺术自身的美学伦理,是一种诉诸人类文化记忆的专门化实践。如果我们理解并记住了他们的诗,也就永远铭记了他们的伤痛。

“归来诗人”创作的诗美特征考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诗坛出现了"归来诗人"群,他们的"归来"诗作以反思历史为核心主题,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对个体生命关注为视角,以"个人化"意象和象征化为主题,抒写他们在被掩埋的历史岁月里的生命遭际和体验,思考历史命运,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探求,表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和诗美特征。

“归来诗人”与诗的“回归”——论“归来诗人”文学身份的再确认

对“归来诗人”这一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做了界定及分析,并从当代文学的宏观方面对“归来诗人”的文学身份进行了再确认。

朦胧诗人与地下沙龙、归来诗人和现代主义

朦胧诗的产生是合力的结果。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贵州诗人黄翔的成长经历与北岛的写作经历都有很强的代表性;地下沙龙是哺育朦胧诗人成长的文化思想来源之所,相互间的鼓励是他们度过难关的动力,也助力他们诗艺的成长。虽然归来诗人的人生经历与朦胧诗人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又完全不同。对朦胧诗人而言,倾心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和技巧的选择,而是生存镜像的潜在要求。朦胧诗人以他们深邃而多样的写作,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构成,给后来的文学以深远的影响,并在持续的影响中奠定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地位。

回归人本与诗性——中国新归来诗人现象观察

放眼当下中国诗坛,"新归来诗人"现象无疑是最生动的风景。它仿佛横空出世,令诗坛刮目相看。当我本人也在不经意间被纳入这个几无边界的群体时,我也再一次追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何归来,归来何为?朴素的感知和写作的实践告诉我,新归来诗人是一群应时而来的时代赤子,正在回归初心,走向心灵的原乡,释放生命的动能。我相信,这是一群有情怀、有梦想、有担当的归来者,是一群超越自我功利目的的归来者,是一群成熟练达的归来者。

归来诗人“说真话”于中国的意义

归来诗歌是当代诗坛构成复杂、创作时间跨度极大的一个诗歌现象,归来诗人群的形成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概述了归来诗人群形成的原因,并以诗人艾青为具体例子,研究归来诗人的思想觉醒,通过分析归来诗歌的主题和思想内核,揭示其“说真话”对文学创作及中国社会的意义。

质疑·挑战·拒绝——“归来”诗人离开诗坛原因考

要求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文艺环境是归来诗人从50年代文坛销声匿迹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要求与诗人们已经或正在形成的艺术观念和艺术个性构成冲突,具体表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文艺指导思想的质疑、挑战与拒绝。

“归来”时分话苍茫——“归来”的诗人创作简论

“文革”结束后的文学新时期,一大批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被剥夺了创作或发表权力的中老年诗人如艾青、绿原、牛汉、曾卓、郑敏、公刘、流沙河、蔡其矫、昌耀等得以复出诗坛,这批“归来”的诗人复兴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短时间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写下了大量积淀着个体生命沉痛经历的诗篇。“归来”的诗歌充分表达了忧愤、反思和回归人性的主题,内容凝重,感情深沉,思辨色彩强烈,个性鲜明。诗人们的“归来”跨越了历史的断层,接续并重建了“五四”以来的诗歌传统,它表明当代诗歌在历经磨难之后获得了自身应该享有的健康的生长空间。

“归来的诗人”与重整的诗体

“归来的诗人”在新时期恢复创作后,伴随着抒情主体的觉醒和抒情风格的转换,抒情语言和诗歌体式也逐步恢复并进入新的调整阶段;他们注意融汇多种语言成分,追求朴素、洗炼、精粹、淡泊的语言境界,强调抒情的自然和自如状态;在诗体方面,他们因不同的艺术渊源表现出对不同诗体的选择,诸体皆备而又注意不同诗体之间的融汇与补充,创造了更为活泼的诗体形式,为现代诗体建设积累了新的经验.

边缘的作为——论“归来诗人”的诗艺探索

“归来诗人”群的形成与演变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在历经“归来”之初的喧闹、朦胧诗论争、汹涌的“后新诗潮”等当代诗歌重要事件之后,他们各自的抒情方式、诗歌观念、艺术创新能力等都受到空前的挑战。他们内心常常充满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在自身艺术素质的缺陷和外部创作环境的压抑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之下,一些“归来诗人”悄然淡出诗坛,为自己的诗歌生涯黯然画上句号。事实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归来诗人”

被遗忘的和新归来的——评尚仲敏诗集《始终如一》及其他

尚仲敏被认为是1980年代"大学生诗派"的创始人和"第三代诗歌"代表性诗人,同时还是"非非"诗派创始人之一,但他又是一个被遗忘已久的诗人。近年,尚仲敏复出,其又成为"新归来诗人"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回顾性地梳理尚仲敏前期的诗歌活动和创作概况,试图确立尚仲敏在诗坛上应有的地位,又较为综合地对其诗集《始终如一》和新近诗作进行文本解读,以剖析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

归来者:风格的重铸与主体的抬升——中国现代诗体建设系列论

“归来的诗人”在新时期恢复创作后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在理论上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总结了中国现代诗歌体式发展的基本经验;在创作上铸就了新的以沉思、论辩为特征的哲理化抒情风格;抒情主体更加注重对自我存在的思索与追问,抒情语调趋于自白和自审,意象营造趋于自喻化和象征化.部分诗人从现实主义走向超现实主义.“归来的诗人”既是对新诗传统的恢复,也是对新诗发展的总结与重整.

在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邵燕祥诗歌论

邵燕祥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诗歌写作,50年代成为伴随共和国而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从此在诗坛沉寂22年。新时期后作为"归来的诗人"复现诗坛,其思想冲出了牢笼,在寻找灵魂与良知中,其诗艺也日益精纯,成为对当下思想界与诗歌界有重要影响的一位诗人。

大风起于苍茫的北方——试论李犁诗作中的民本情怀与歌者气韵

作为辽宁籍的著名诗人与评论家,李犁以其极富质感的语言和鲜明的诗歌写作观念成为新归来诗派中的代表人物。从诗人的整体创作风格出发,分析李犁诗作中民本情怀的诗意表达、书写北方故土的歌者气韵,并结合他大量充满个性化表达的诗歌评论,探讨诗歌传统的回归与重构,不仅可以觇见李犁跨越30年诗歌创作的态度写作与美学自觉,还可以呈现辽宁当代诗歌创作的实绩与风采。

对梁南“我不怨恨”情态书写的考察

归来诗人是指一批"文革"结束后重获写作权利复回诗坛的诗人,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政治、写作等原因而离开诗坛,在时隔二十多年之后的新时期才重新出现。在归来诗人中,梁南的写作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在诗中以"我不怨恨"的情态书写而闻名。"我不怨恨"的情态,既是诗人的自我心灵疗治和自我救赎,也是诗人的真实心态。

论中国新诗发展的转承启合

中国新诗在新旧世纪之间完成了自然过渡后,当代诗人对于诗坛和诗歌艺术本身的归去来兮,使之得以在更成熟的诗学向度上运行。不管历史场域与当下存在变得如何矛盾困惑,中国新诗依然在不断地消除焦虑,不断地顽强向前,其原动力正是自省自觉的个性化写作的凝聚,无数个性化的个体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行走实体,与前60年的诗歌先行者并肩,完成了百年中国新诗的皇皇大著。就其内在规律和社会文明的走势而言,百年中国新诗随时间和生命的经纬交错运行,涵示了转承启合的艰难过程,从诗歌艺术扭向意识形态工具再回归诗歌本身,与社会生活互生互长至今,使其价值观不断趋真和美学度不断提升,终以其文本的优秀精华部分丰富了世界诗歌的总集。

高平创作的文学史地位重估及其他

作为1950年代著名军旅诗人、西藏诗人,又属于“归来的诗人”群体的重要成员,还是诗评家、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的高平已被编入包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在内的十余种文学史或一般历史著作中,其杰出的文学创作成就已经引起了诸多文学史家的关注和研究,但对其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和评价的文学史著往往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整体上看,当下的文学史著述尚缺乏对高平整个文学创作成就及其特点的全面把握和评价。他的杰出的文学成就不但能和其他归来的诗人比肩,而且更由于他的长寿而带来了远远超出归来的诗的范畴,举凡小说(短中长篇)、歌剧、散文、杂文、纪实文学、诗论、古典诗词研究等,其均有杰出贡献。因此,高平及其文学成就进入更具影响力的文学史著、增加论述的篇幅,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诗坛病了,诗人疯了?

一位经常在文学期刊上抛头露面,却始终不“红”的“新归来诗人”,曾主动联系我,给我寄书,想让我为他的诗集撰写评论,希望通过我的“关系”,“推广”他的诗歌。他在电话里请我“到南京来玩一玩”,并说,我熟悉的某位经常给他发表作品的编辑,都“来玩过好几次了”。他又说,我批评过的那位装神弄鬼的诗歌“大神”,也是他的朋友;我指出的那些问题,的确存在,只是作为朋友,他不便直接说出来。这位“新归来诗人”还给我发来了一位安徽作家的长篇小说电子稿,希望我能为该作家写评论,并特别提示我说,润笔费将“颇丰”……

在高原上行走的囚徒与圣者——论昌耀“流浪四部曲”

昌耀是20世纪70年代重要的"归来"诗人,他以边缘化生存中博大的普世理想,将二十多年的流放生涯和始终的精神困顿,鼎现为青藏高原式的诗篇。其中他写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流浪四部曲":《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对山河、历史和人民的印象》、《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文章主要结合他特殊的"归来"诗人身份和人生的经历及体验,分析他的四首诗歌中对主流审慎的靠拢与疏离、先锋精神的张扬、苦难的悲剧意识和生命的强力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来考察昌耀诗歌的审美价值和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