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组织体责任之提倡

单位犯罪的归责基础是刑法领域内的一个难点问题。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主要体现为以单位成员犯罪为基础的连带责任与以单位自身为基础的组织体责任两种。在我国,应当肯定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基础为组织体自身责任,单位是独立的刑事责任主体。单位组织体的责任包括对犯罪的自我决定以及对他人(员工)犯罪的自我确证,前者体现为单位决策机构(组织体)的直接决定(通常称为“集体决定”),后者则表现为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单位成员的犯罪为组织体所确认(可以是事前的授权,也可以是事中的默认)或者疏虞对单位员工的监督管理。但基于对责任主义原则的坚持,不应当承认单位的事后过错的刑事可罚性。

论人形机器人治理中的刑法归责

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作为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在应用场景上逐渐拓宽,同时也形成了多元而复杂的安全风险和刑法归责难题。理论上主要存在代理责任、过失责任、严格责任、独立责任四种各有利弊的刑法归责模式。除了严格责任之外,其余模式都可以统合在场景化的刑法归责体系之中。在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刑法教义学原理可以处理绝大部分的机器人刑法归责问题,不过也应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对可容许风险、信赖原则予以新的推演和发展。取决于未来的技术进展,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将来可以考虑有条件地肯定智能人形机器人独立责任主体地位的可能性。人形机器人的刑法归责体系,应当对其他法秩序的规范评价和机器人伦理标准的探讨保持协同和开放。

AI产品侵权归责原则的法经济学考察——兼评欧盟《人工智能责任指令》

AI产品是以AI技术为基础,以销售、使用为目的,依赖研发者设定的固定程序,通过计算进行决策并完成相应任务,被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动产领域;AI产品侵权归责原则大致可分为共同责任侵权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侵权原则三类。在适用侵权归责原则时,常见的困境包括共同侵权责任原则缺乏归责上的“共同性”,严格责任原则具有“片面性”,以及过错责任原则难以确定“过错”与“因果关系”。此外,责任主体尚不明确。基于社会成本与委托代理理论,AI产品侵权归责理论可从制度激励、信息不对称与风险分散三个维度解析归责的基本逻辑,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欧盟《人工智能责任指令》在一般条款外仅规定了举证责任、证据披露和因果关系推定等要素,对产品侵权问题的规制存在漏洞,它所确立的严格责任制度仍具有补充和提升空间。为实现欧盟《人工智能责任指令》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尝试将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生产者,将剩余责任即严格责任原则适用于驾驶员,即若生产者存在过错,驾驶员和生产者将以各自的责任份额分担责任;如果生产者被证明遵循了应有的注意义务,那事故损失必须完全由被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驾驶员承担。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共犯归责模式之批判——单独归责模式的提倡

以极端从属性、限制从属性、最小从属性为理论依据的共犯归责模式本质上遵循的是连带性共同归责思路。由于网络犯罪参与已经从单中心型转化为多中心型,异化现象明显,导致共犯在事实上无法从属于正犯,连带性共同归责已不现实。因此,应当提倡单独归责模式,承认网络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与受助者无关,将研究重心放在提供网络帮助行为本身的非法性、提供帮助者的有责性以及各正犯化罪名本身所保护的法益上。单独归责模式的提出具有刑事政策依据与实质依据,适用该模式不会造成本应以共犯处罚的行为人逃脱处罚,也不会间接扩展共犯的处罚限域,“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竞合条款也不会被架空。

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归责与归因

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归责与归因,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助力驾驶自动化技术开发与运用的重要保障。对自动驾驶汽车犯罪进行刑事归责的理论依据,主要有风险分配理论、共享理论和道德理性论。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刑事责任可分为工具责任、辅助驾驶责任和代理责任,其归责模式主要包括严格责任模式和过失责任模式。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特殊主体包括制造商、用户、车主、智能网络及大数据信息提供者以及辅助驾驶人等,不同责任主体的注意义务的内容和来源有所不同,因而对其归责亦有所不同。

事实因果关系的归责功能

“归因—归责”的阶层性判断框架对因果关系从事实到规范、从客观到主观的判断模式是法学界的共识,但对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否只是单纯地适用条件公式值得研究。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在特殊体质和介入型案件中采用比较事实原因力的方法降低规范判断承载的压力,把对危险实现的规范判断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事实因果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事实因果关系都不是用形式化的“若无则不”公式判断的诸多等值条件关系。事实因果关系对法律因果关系具有判断和认知两种功能。危险创设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主要是对心理类案件和不作为案件中的因果关系提供认知功能。危险实现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可以为特殊体质案件和介入型案件提供基于事实原因力比较的判断功能;在因果关系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中,危险是如何具体实现的需要通过流行病学或其他学科的合法则的事实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事实因果关系对归责的辅助性判断功能,在非疑难案件中,事实因果关系没有必要受到特别重视;在有些疑难案件中,疑难的确只存在于规范判断上,对于这些案件,事实因果关系只需要根据条件说即可验证。

青少年“网课爆破”的归责及治理研究

“网课爆破”是指入侵网络课堂后,恶意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是青少年网络失范行为新样态。近年来不同教育阶段网络课堂均有“网课爆破”现象发生,其中,青少年直接或间接参与“网课爆破”占比较大,给师生造成困扰,与破坏传统课堂行为相比,参与“网课爆破”的青少年缺少负罪感,然而,青少年“网课爆破”妨碍公序良俗,侵害教学秩序等法益,因此,可根据青少年“网课爆破”不同的行为类型即泄露行为、入侵行为、爆破行为,根据现行法律进行归责。对于依据现行法律,无法直接进行对应性归责的行为,有必要坚持当事人保护主义治理理念,一方面明确网课平台的监管义务,重视事前防范;另一方面设置网络暴力行为禁令,通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转换。

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与公众归责倾向

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对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决策发表看法并对负面后果进行归责,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同样出现负面后果的自由裁量决策中,公众是否会依据自由裁量决策的议题属性形成差异的归责倾向?论文探讨公众如何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负面后果进行归责,通过一项多案例研究,以及一项调查实验研究发现:(1)公众在面对具有显著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时,更不倾向归责于街头官僚且更能够容忍负面后果;(2)公众在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进行归责中存在两种心理机制,具体是“对负面后果的积极归因”和“较少的愤怒情绪”。研究实证结论表明,在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出现负面后果时,政府旨在回应社会问责压力的强力问责举措并不总能获得公众的支持。在对引起公众关注的自由裁量负面后果实施问责时,地方政府应根据议题属性做出区分。

合规视野下我国企业犯罪的刑事归责

伴随着合规制度的发展,企业犯罪的刑事归责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放过企业,严惩自然人”的政策导向下,以合规为依托的法人风险管理情况日益成为企业刑事归责的重要考量。归责依据逐渐向“法人”转移,归责重心也日渐向“法人之于自然人的影响”方面倾斜。相比之下,我国单位犯罪的归责方式无论是在实体法方面还是在程序法领域,都难以真正迎合合规制度的发展需要。对此,有必要立足于企业刑事归责方式的宏观转变,厘清合规视野下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间的内在关联。在确立法人拟制的基本立场下,寻求合规制度在主客观归责模式下的融合可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发挥刑诉法对涉诉企业的程序出罪空间。

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困境与归责路径探究

跨国公司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数量大幅增长。跨国公司复杂的组织结构和特殊的国际法地位,使得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独具特点。虽然在针对跨国公司的气候变化诉讼中,以人权作为诉讼权利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人权法对健康环境权解释的局限性、诉讼可受理性争议、国际人权义务规范的不完善,以及跨国公司责任范围认定难、域外管辖权冲突、气候损害因果关系复杂等因素,导致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面临诸多困境。完善针对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实体法规则,有助于明确跨国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推动法院追究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积极性以及气候损害因果关系证明规则的创新,有助于完善追溯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司法路径。

企业成员刑事归责机制的反思与重塑——一个系统论的视角

建立在机械还原论基础上的我国传统企业犯罪理论以“部分/整体”模式来理解企业成员与企业、企业成员犯罪与企业犯罪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思维模式会导致,对企业成员的刑事归责处于企业整体刑事归责框架下,进而出现司法判决中企业成员归责说理不足、责任认定不公平以及异于一般自然人归责的真正难题被隐藏等问题。为了应对上述困境,有必要从方法论上对传统企业犯罪理论背后的机械还原论进行反思,并引入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根据系统理论,一方面,企业组织系统与个体的意识系统是不断自我再生产的两个独立系统。这决定了对企业成员的归责只能依据其作为自然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不应受企业归责所掣肘。另一方面,在运作过程中,两个系统之间相互激扰,会发生结构上的耦合。为此,对企业成员责任大小的裁量应考虑企业成员的行为自由在企业环境下所受到的限制。

可归责性与避险限度的规范性认定

刑法紧急避险的体系定位不可一概而论,划分阻却违法和阻却责任的二分说有其合理依据,正当化紧急避险的根据在于结合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多元论.纯粹的法益衡量有其固有缺陷,提示了有限导入归责思想的空间.紧急避险中归责探讨的实质是危险分配与承担的规范判断,将影响避险要件和限度的认定.避险过当的认定要求依次考虑危险转移的必要性、相当性和狭义法益衡量.避险人引发“对他危险化”“自己危险化”情形下的避险条件和限度有所不同.生命冲突紧急避险的正当化需要通过规范考量实现.强制程度的动态变化将影响强制避险中的归责认定.假想避险中紧迫现实危险要件的认定有其特殊性,认识错误的形成来源和程度将影响归责结论.

公共图书馆被诉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的归责原则及裁判逻辑——基于436篇裁判文书的分析

公共图书馆在建设数字资源过程中,会因数据库商未获部分作品授权而被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公共图书馆被判是否承担责任的结果不同,其主要原因是不同侵权种类下的归责原则及法院认定共同提供作品行为的标准不同。被认定为提供作品行为的案件适用无过错原则,公共图书馆被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认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案件适用过错原则,没有过错的公共图书馆不需承担责任。而法院在不同案件中分别采用了服务器标准、定向链接标准、不可或缺标准及共建标准认定共同提供作品行为。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不仅应尽合理注意义务防止过错产生,还应针对法院的裁判标准严谨化技术操作,避免被认定为作品提供行为。表3。参考文献16。

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归责——从“解释入刑”到“立法入罪”

数字时代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的使用成为常态,已然分化出合法与非法之不同行为。在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归责问题上,若以法律解释为限,会觉察现行刑法供给匮乏,难以满足危害防范和法益保护的现实需要。转向立法论之建言,即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立法入罪,对于理顺前置法与保护法之关系、达致法益保护周延之目的而言,具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通过恪守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的价值平衡理念,针对殊异的应用场景开展行为合法性的判断活动,明确前置法合法阻却行为入罪,区分个人信息滥用的前置法违法与刑事违法,可以消除未来新设之罪沦为口袋罪的担忧。

从入罪迈向出罪:我国企业犯罪归责原理与刑事合规制度的交互耦合

自1997年我国刑法专章规定企业(单位)犯罪后,通过刑法修正案不断拓展企业犯罪圈,业已形成较为严密的刑事法网。企业犯罪与企业合规,是企业不法与责任的一体两面,企业犯罪归责原理与刑事合规制度具有交互耦合的实质属性: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质上系事后制裁向事前预防转化的回应性机制,属于企业犯罪归责原理的延伸或深化,是企业刑事归责的“否定”或“反面”。借由组织体责任论,确定企业犯罪是企业自身的犯罪,企业、企业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不同归责原则予以入罪,既能为追究企业犯罪的正当性提供理论依据,又能寻求借助刑事合规为企业“松绑”的实体法路径。有效的企业刑事合规建设,理应摒弃单纯依靠严厉的制裁手段应对企业犯罪,通过贯彻外部激励与威慑和内部自警与自监并重等理念举措,推进企业犯罪的规制视角从事后规制向事中监督和事前防范转变。

爬取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归责研究——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爬取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于刑事归责层面存在同质化爬取场景异质化归责结果、同质化归责结果异质化归责路径的现象。这些归责困境的生成原因主要集中于犯罪对象的认定抵牾减损了归责结果的同一性、归责路径的错落适用增加了归责效果的离散性、法益内核的界定模糊削弱了归责结论的聚合性。基于类案裁判及规范归责分析,对爬取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归责路径界定时,应首先依循刑事违法性判断基准,即在形式之维界定已公开个人信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并考察相应的归责要素,在实质之维提出在动态保护导向下重释个人信息权法益。此外,可引入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厘清爬取行为的刑事归责边界,亦即遵循形式违法性层面的归责要素,基于场景化模式,厘清爬取行为是否符合个人信息公开时的合理预期、是否改变信息用途、是否具备法益侵害性进行全面衡量,从而建构爬取行为刑事归责模型。此种归责模型有助于厘清中立爬取行为、隐性爬取行为、显性爬取行为的刑事归责域界。

论狭义因果关系错误的故意归责

行为人预期的因果经过与实际发生的因果经过不一致只是狭义因果关系错误的表面现象,其实质在于实行行为蕴含多种能够造成构成要件结果的危险,而最终由行为人预期危险之外的其他危险现实化为构成要件结果,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在于结果的故意归责。因果经过是行为危险现实化的过程,结果是现实化了的行为危险,三者具有因果同质的属性;狭义因果关系错误是行为危险认识错误,结果的故意归责是行为人对现实化了的行为危险是否构成故意的判断。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侵权主体认定及归责原则适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侵权现象时有发生,确定侵权主体及明确应适用的归责原则是应对此类案件的基础。与产品研发者、使用者相比,服务提供者对人工智能产品具有更高的掌控度与话语权,与侵权结果具有更本质的因果关系,且其作为最终获利者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及风险。在归责原则方面,无过错责任原则可以充分契合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不可预见性,避免了适用过错原则或过错推定原则存在的理论障碍,且符合应对新型高风险人工智能所应持的审慎态度,更有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具有其合理性。

风险降低理论与客观归责的再思考

风险降低作为客观归责理论第一阶层“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主规则的下位理论,对于反向检验排除结果归责具有重要作用。风险降低理论宜从广义上理解,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减弱既有的风险,或者至少不改变原有风险;另一种是以较小风险取代原本存在的更大风险。其在犯罪论二阶层体系之下更具有可行性,不仅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上排除归责,也需要对违法性予以考虑,通过正当化事由排除结果答责。具体来看,风险降低参照基准不应包括行为计划,且在作为和不作为的场合需要区别适用。作为应用性理论,客观归责论及其下位理论应当解决逻辑体系的不足之处,才能找到未来的出路。

网络隐私权保护及网络暴力行为的刑事归责路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对人肉搜索型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唯一进路是将情节较为严重的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处罚,但该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民因个人信息公开而导致的一系列信息主体受到侵害的问题。因此,为了有效打击人肉搜索型网络暴力犯罪,必须重新界定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承担刑法责任的边界。文章认为,应该建立全面的个人网络信息保护机制,完善侵权行为发生后的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体系,对人肉搜索型网络暴力犯罪进行全面且适正的刑法评价,同时加强行业自治管理,构建政府领导下的行业自治模式,以全面保护公民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