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罪迈向出罪:我国企业犯罪归责原理与刑事合规制度的交互耦合

自1997年我国刑法专章规定企业(单位)犯罪后,通过刑法修正案不断拓展企业犯罪圈,业已形成较为严密的刑事法网。企业犯罪与企业合规,是企业不法与责任的一体两面,企业犯罪归责原理与刑事合规制度具有交互耦合的实质属性: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质上系事后制裁向事前预防转化的回应性机制,属于企业犯罪归责原理的延伸或深化,是企业刑事归责的“否定”或“反面”。借由组织体责任论,确定企业犯罪是企业自身的犯罪,企业、企业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不同归责原则予以入罪,既能为追究企业犯罪的正当性提供理论依据,又能寻求借助刑事合规为企业“松绑”的实体法路径。有效的企业刑事合规建设,理应摒弃单纯依靠严厉的制裁手段应对企业犯罪,通过贯彻外部激励与威慑和内部自警与自监并重等理念举措,推进企业犯罪的规制视角从事后规制向事中监督和事前防范转变。

有限公司无处分权财产出资制度的反思与完善——基于可归责性原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明确无处分权财产出资参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忽视了两个制度之间的差异。无处分权财产出资参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着受让主体、善意判断、受让对象等方面的缺陷。善意取得制度的上位概念为可归责性原理,为补充善意判断标准和弥补受让对象的缺陷,可引入可归责性要件。在此基础上发生善意取得的,可引入获益交出请求权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无处分权人进行无权处分行为的经济动机。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探究

法律的价值体现对立法和司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关系到了法律的实现。因此,法律的价值体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将《侵权责任法》中归责原责的概念以及种类进行讲解,并将归责原则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进行具体的分析。

论法人犯罪归责的三种理论类型

针对法人犯罪归责原理的分类问题,已有的理论研究存在着不当运用有关分类概念以及类型性思考严重不足的问题。为此,应当以哲学上还原论与整体论这一对类型概念为基石,将法人犯罪归责的诸多理论界分为强还原论、强整体论以及弱整体论或者弱还原论等三种理论类型。这是一种一分为三的新类型观,这一新类型观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和社会科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类型,都各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在刑法理论上也都有具体体现。只有采取这种一分为三的新类型观,才能为法人犯罪归责原理之间的比较与建构奠定扎实的学理基础。

法人犯罪归责的互补方法论及其展开——从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的整体性悖论问题切入

刑法学视野中法人犯罪理论的首要议题就是法人犯罪的归责原理问题。研究法人犯罪的归责原理,有必要从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这一代表性理论中汲取有益经验。研究认为:该理论在建构、描述法人刑事责任与自然人刑事责任过程中存在着整体性悖论问题。这种整体性悖论是指解决法人的整体刑事责任问题要以认识自然人刑事责任为前提,解决自然人刑事责任问题又要以认识法人整体刑事责任为前提。整体性悖论问题须运用互补方法论予以克服。互补方法论在处理法人犯罪归责问题时,不仅同时考虑了自然人层面的要素与法人整体层面的要素,而且正确处理了这两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互补方法论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人犯罪归责原理,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

单位犯罪成立范围“法定”原则的逻辑证伪与立法超越——以“《刑法》第30条的解释”为切入点

围绕单位实施法律未明文规定的自然人犯罪时单位与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应追究单位成员的自然人刑事责任,但却间接抵牾单位犯罪成立范围"法定"原则,并与单罚制相混淆。理论上的否定说不可取,肯定说已被确认,立法完善说是发展方向。单位犯罪的刑事归责遵循事实与规范并合理念,是客观(行为)责任归属与主观责任归属的有机统一,是化解《解释》难题的法理重构之举。单位犯罪成立范围应无立法禁区,并应同步将单位犯罪概念与成立条件予以立法化,统一双罚制、统一单位和自然人实施相同犯罪的处罚标准,用法人犯罪置换单位犯罪的话语体系。

竞合过失理论的规范诠释

竞合过失与共同过失是过失理论中两种不同的形态。如果坚持"行为共同说"的立场,那么二者都可以构成共同犯罪,但如果坚持"犯罪共同说"的立场,只有共同过失才可以成立共同犯罪,竞合过失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在"犯罪共同说"的语境中,竞合过失与共同过失在客观面、主观面以及归责原理上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同。在竞合过失的归责原理上,要根据不同的竞合类型,并借鉴《侵权责任法》中有关共同侵权归责原则的规定加以确定。

论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

实行过限的认定与责任归属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实行过限是行为在主客观层面均予以过限,即主观层面超越共谋范围,客观层面超过共同行为。就过限责任的归属而言,应当联系共同犯罪的结构性特征,按照过限犯罪与共谋犯罪之间的关系分为构成要件重合、交叉以及排斥三种情形,并个别化的予以考察。

行政协议案件违约责任问题研究——基于私法视角下的行政主体违约

行政因与协议存在构词法的相容性及符合现代行政的基本理念和精神,而得以协议。但与民事合同违约责任完全意思自治不同,行政协议违约责任意思自治是有限的。如订约主体的特殊性、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特定的公益目的导向等。从现代行政法提倡“控权—服务”的理念、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完善政府践信守诺机制等视角出发,其违约责任的归责原理目前宜采用严格责任主义。而关于行政协议违约责任具体形态的问题,相关规范性文件均采用“适用的基础性条件+具体违约责任形态”的模式,不仅不当限缩了其违约责任的范围,而且容易导致其适用方式的分歧。司法实践中,违约责任形态主要是指继续履行、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和赔偿损失三种。

销售合同中损害赔偿责任的免责事由——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到日本民法理论的方法论

本文旨在从对日本构建契约责任论的启示方面,对联合国货物销售公约第79条的免责制度进行探讨。本文阐述了对第79条所采用的对不履行和不适当给付加以区别的一元化方法的理解;阐明了公约将损害赔偿责任与履行请求权分离的立场;立足于从海牙公约到联合国公约的变迁的背景,指出第79条的免责原理采用了否定有责性的客观责任体系,主张合理地分配风险,并从中总结出对日本契约责任的归责构想的启示;讨论了公约第79条考虑风险分配的具体方法及其在实务中的应用;结论部分提出了公约中需深化理论研究的若干课题,作为日本今后开展民法契约责任论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