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微暴力致人死亡类案件的刑法定性——基于过失犯归责机制角度

人为风险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化和日常化,使过失犯罪逐渐成为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重要议题。对于过失犯归责机制的完善,不仅是出于法律体系完善的需要,也是对预防社会型简介冲突等风险的回应。其中,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因其缺乏结果避免可能性和其客观上难以归责的行为而成为过失犯归责理论矛盾的集中体现: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判决结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方向,即故意伤害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不同的判决结果不仅是量刑与罪名的差异,也体现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新、旧过失论两种不同的过失犯归责机制的差异。摆脱旧过失论对结果预见可能性这一构成要件的传统偏重,有助于在实行行为阶段限缩过失犯的成立范围,避免过于严苛的结论。

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与归责机制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深刻地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同时,它们也提出了诸多的法律问题,需要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予以回应。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归责机制的完善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近年来在环境保护领域提出的一项突破性的制度。2014年我国颁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国在生态环境立法上的一个进步,表明了我国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然而,目前虽然有了这一制度的概念,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目前如何实现这项制度的细化以及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是实现生态系统管理的重要一步。本文通过对生态保护红线内涵的分析,旨在探究生态保护红线归责机制的完善,希望能为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相关法律责任的明确提出有益的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与归责机制

人工智能侵权案件与传统侵权案件引发的损害和风险的形式不同,根据传统侵权法规定,制造商和销售商是主要责任主体,但在人工智能情景下,还应当明确开发者的安全注意义务,建立新的人工智能侵权责任机制,保障行业健康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归责机制研究——以“职务作品”为路径

随着“感知”型人工智能逐步转向“认知”型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归责难题就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共相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一种非典型的“雇员”,而其生成物则可以视为基于拟制性雇佣关系所形成的“职务作品”。因此,发现“职务作品”背后的“人”,就成为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归责机制的重要探索。按照传统职务作品理论的法理逻辑,可以按照作品创作的劳动替代逻辑、作品传播的控制者归责逻辑、作品流通的实际获利者归责逻辑来确定三个环节上的雇佣者责任。但考虑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的分离,应当将其生成物所引发的法律责任区分为雇主责任与算法责任;而在归责方式上则需要采用连带责任机制,强化法律对被侵权人的救济力度;同时由被侵权人自主决定如何适用经济法责任与侵权责任。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基本目标与归责机制

为避免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目标设定上出现认知偏差,有必要结合外部观察视角,考察网络社会的到来究竟产生何种客观需求,从而对法律系统提出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期待。网络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摧毁了先前私域与公域之间的物理性边界,由此面临如何重建二者之间界线的时代命题。匿名性是作为公域与私域之间的新的分界线而存在,保护个体的匿名性因而在政治与社会秩序层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基本目标,宜界定为通过保障个体的匿名性存在而确保私域与公域之间的界分。为实现前述目标,法律中既有的风险分配与归责机制需作相应调整。为解决风险分配中的结构性不公平,在归责机制的构建上应当遵循三个基本理念,并实现三大转变;以此对照《个人信息保护法》,其在取得重要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之处。与此相应,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需要立足于个人的匿名性存在来解读,其内容具有一体两面性:在个体权利层面,是要保障具体个人的与匿名性存在相关的权益;在社会权利层面,旨在确保匿名性所代表的将私域与公域相区分的政治社会秩序安排。

食品质量可追溯监管的企业归责机制——一个法经济学分析框架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食品质量可追溯监管的长效的企业归责机制构建是当前食品安全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对食品质量可追溯监管的企业归责机制相关研究现状做简要梳理,指出现有文献在研究视角、方法运用和研究内容上存在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以产业组织形态为新视角、以侵权责任法经济学分析为新方法、以最优责任制度分析为核心内容的可追溯监管的企业归责机制法经济学分析框架。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基本目标与归责机制

我国当前有关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体系,其基本目标需要放在私域与公域之间的界线如何重构的语境中来理解。无论是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还是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规范,抑或是对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促进.只有结合网络社会中私域与公域之间的界线重构,才能为利益衡量提供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从而对冲突利益做出合理的安排。

论民法总则视域下我国缔约过失归责机制的完善

缔约过失责任是基于先合同义务违反而产生的一种私法责任,我国现行合同法未将合同有效时缔约过失责任纳入归责机制中,不利于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合同磋商不仅仅是纯粹的民商事活动行为,它还涉及社会经济目的实现这一重要价值考量。缔约过失责任归责机制的完善对于合同磋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未来立法应进一步完善缔约过失责任构成要素,将合同有效情形纳入到缔约过失归责机制中,并对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予以明确。缔约过失归责机制不仅具有保障公平正义的功能价值,其还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价值。在民法总则颁行的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突出其社会经济效益价值。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一个被忽视的命题:虚假陈述讨论中的股债差异及其修正

公司债券与股票在基础法律性质、投资者回报方式以及风险来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传统以股票为预设模型的证券虚假陈述归责机制套用至债券市场时存在明显缺陷。债券语境下虚假陈述归责路径的构建应当以其内在价值形成机制为基点,充分考量“证券”概念统合下股债的差异本质及历史成因,总结两者在信息重大性判断标准、因果关系认定路径以及责任分配三个维度上的差异性。具体制度选择上应当建立以偿债能力为核心的信息重大性认定体系,在因果关系界定中甄别欺诈市场理论概括适用的合理性,在过失虚假陈述责任分配中尝试以最大信赖损失范围为赔偿责任认定边界。

集体决策中团体迷思的诱发因素及防范

集体决策由于组织结构、领导和组织成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易诱发团体迷思,导致决策失误,使管理蒙受损失。突破线性管理结构之束缚,建设赋能型决策团队,提升成员的管理能力,构建集体决策的规则机制等,是走出团体迷思的可行之举。

我国银行卡风险事件民事责任立法现状及其完善对策

本文系统性对国内银行卡民事纠纷相关法律条文与部门规章进行整理研究,并通过案例分析、学术资料检索等手段,对银行卡风险责任分配的相关规定及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现实考察,发现当前我国银行卡民事责任立法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于:立法层面没有就银行卡民事纠纷的赔偿机制进行明确规定、部门规章虽有部分规定但立法层级较低且与司法实践脱节。针对发现的问题,本文从规范银行卡民事纠纷司法审判实践、合理分配持卡人与银行双方责任两个方面,提出健全完善银行卡民事责任分配立法体系的对策建议。

自动驾驶车辆制造商的刑事责任认定与规制

在驾驶智能化、自动化技术条件下,未来行车模式呈现出“人+系统”共同控制或系统独立控制之势,自动驾驶产品安全将成为重中之重。受人工智能技术特征影响,自动驾驶车辆制造商作为重要的风险防控主体,将在产品生产制造阶段及产品使用阶段负担更多义务,除了对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外,还需承担风险管理、监督失职犯罪的刑事责任。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监管理念与路径

伴随私募基金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私募基金行业的合规内控建设也在不断加强。私募基金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促进金融创新以及规避金融风险的双重特征,但是在该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无法仅仅通过纪律与自由监管方法来遏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贪婪行为,因此,就要考虑到私募基金的核心内容与其不可或缺的价值性,从而使私募基金的监管模式更为有效。加强私募基金的投资援助机制,这可能将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相关环节的法律监管和改革方向。

经济法综合责任论质疑

经济法学中综合责任论虽是极富影响力的观点,但从法理的角度审视之,该观点缺乏正当的法理理由。此外,认为行政责任即行政法责任,既违背了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又导致经济法责任的失落。至于该理论的归责机制主张,同样违背了自然公正原则。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监管理念与路径

私募基金内含推动金融创新与诱发金融风险的功能双向性,行业自律与宽松监管无法遏制私募基金的违规与管理人的贪婪。鉴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在私募基金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与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以私募基金管理人为中心的监管模式逐渐为各国所认知。以私募基金管理人监管为中心,从自愿监管向强制监管模式推进,建立私募基金注册监管与私募发行监管二元模式,细化私募基金管理人准入标准,并强化私募基金投资人的救济机制,或许可以成为我国私募基金纳入法律监管的改革方向。

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法律问题研究——以“温州模式”为切入点

温州金改"周岁"之际,面对暂不乐观的现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对民间借贷阳光化所起的效用受到质疑。明确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性质、登记的法律效力和归责机制,完善专门法律、构建以网络为依托的配套制度以及提升监管效率,有助于构建一套更科学、更高效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运行流程。

多地洪涝灾害损失巨大 抗洪抢险面临重大考验 未雨绸缪完善防洪法律法规

对于因上游泄洪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害,防洪法并未针对上游开闸管理部门和下游水务部门明确归责机制,只能按照相关民事侵权法律追究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但追责困难重重。关于我国城市防止内涝立法方面,在防洪法中仅有原则性和指导性的条文,其余多为政策性指导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缺乏强制性防止城市内涝的法律。涉水法律法规相关责任条款“较软”、违法成本较低、处罚威慑力不足等问题,一直颇受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