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参与行为刑事责任模式的教义学塑造——共犯归责模式的回归

我国网络犯罪归责模式经历了从正犯向共犯正犯化归责模式的演变。网络犯罪共犯正犯化的解释模式与立法范式是实质正犯理念的本土化误用,导致规范体系解释的进退维谷、网络犯罪阈限的间接延展、共犯参与类型的弱化销蚀。这并非化解网络共犯归责困境的妥适之途。当前应立足我国共犯立法体例,整合共犯教义学智识资源,建构契合共犯双层分类标准的共犯归责模式,采用最小从属性说弥合参与行为处罚间隙,选择行为共同说疏通犯意联络障碍,从而对正犯化的共犯行为予以正本清源,实现共犯归责模式的理性回归。

网络共犯归责模式新构——以改良纯粹惹起说为视角

网络犯罪参与行为的异动变形使得传统共犯归责模式面临违法相对凸显、犯意联络弱化、罪刑匹配失衡等归责困局。共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与我国共犯立法体例存在本土疏离,并非化解困局的妥适之途。应以违法相对为分析导向,回归纯粹惹起说立场之上进行构成要件从属的规范再塑形成改良的纯粹惹起说。以之为基构建内含最小从属性理论、客观行为共同说的一体两翼的新型网络共犯归责模式,实现归责框架的内洽贯通与归责障碍的体系消解。

刑事合规视野下单位犯罪的双层归责模式构建与罪责判断

刑事合规在本土化过程中呈现出适用边界分歧引发罪刑法定困惑、激励效果分歧弱化实践理性、论理范畴失焦稀释制度效能等问题,这不仅源于刑事合规的中外面向差异与本土化诉求,更在于作为刑事合规配套机制的单位犯罪归责立场混乱。既有学理围绕单位犯罪衍生的行为人归责模式与组织体归责模式均存局限,应因循并合主义思路进行单位犯罪双层归责模式构建,以实现罪责研讨范式上存在论与规范论的有机融合和单位犯罪归责逻辑的接续递进。以双层归责模式展开单位犯罪罪责判断,有助于单位犯罪二元罪过形态的合理证成与准确界分,以及单位犯罪入罪向度上的分离追诉,出罪向度上刑事合规实践性问题的解明。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共犯归责模式之批判——单独归责模式的提倡

以极端从属性、限制从属性、最小从属性为理论依据的共犯归责模式本质上遵循的是连带性共同归责思路。由于网络犯罪参与已经从单中心型转化为多中心型,异化现象明显,导致共犯在事实上无法从属于正犯,连带性共同归责已不现实。因此,应当提倡单独归责模式,承认网络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与受助者无关,将研究重心放在提供网络帮助行为本身的非法性、提供帮助者的有责性以及各正犯化罪名本身所保护的法益上。单独归责模式的提出具有刑事政策依据与实质依据,适用该模式不会造成本应以共犯处罚的行为人逃脱处罚,也不会间接扩展共犯的处罚限域,“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竞合条款也不会被架空。

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归责与归因

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归责与归因,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助力驾驶自动化技术开发与运用的重要保障。对自动驾驶汽车犯罪进行刑事归责的理论依据,主要有风险分配理论、共享理论和道德理性论。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刑事责任可分为工具责任、辅助驾驶责任和代理责任,其归责模式主要包括严格责任模式和过失责任模式。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特殊主体包括制造商、用户、车主、智能网络及大数据信息提供者以及辅助驾驶人等,不同责任主体的注意义务的内容和来源有所不同,因而对其归责亦有所不同。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共犯的归责挑战及应对

与传统犯罪帮助行为相比,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呈现出危害性更大、独立性更强的特点。这给现行的共犯归责模式带来了教义学挑战,部分共同犯罪说面临难以构成共同犯罪的挑战,犯罪事实支配理论难以区分正犯与帮助犯,限制从属性无法回应违法相对性。采用行为共同说来解释共同犯罪的本质问题,可以解决难以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采用形式客观说,可以明确区分正犯与帮助犯;采用最小从属性说,可以正面回应违法相对性问题。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二元模式及引伸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归责中的"责"乃全部责任,决定了我国归责原则必然采用二元归责模式,本文具体从理论、实践、国内外立法等方面阐述分析我国采用二元归责模式是理性选择,认为理论界应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归责的具体内容上。同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探讨了完善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网络犯罪“共犯正犯化”的反思与回归——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例

只有在"限制正犯"的概念下才存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其本质是对构成要件符合性解释的不同;网络犯罪"共犯正犯化"的解释模式与立法范式是实质正犯理论的误用,导致共犯参与类型的弱化、网络犯罪范围的间接扩大以及法规范体系解释的不协调,这并非是化解网络犯罪共犯行为归责困境的妥善之法。当前应当立足我国立法体例,构建契合共犯双层分类标准的归责模式,采用最小从属性说弥合共犯与正犯的处罚间隙,承认片面共犯消除犯意联络障碍,从而实现网络犯罪共犯归责模式的理性回归。

哈利维的人工智能犯罪观及其启示

哈利维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目的论道德是智能代理成为道德代理的理论基础,也是人工智能成为犯罪主体的理论依据。哈利维将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分为3种不同模式:一是间接正犯模式,即只对策划犯罪的人以及其他参与犯罪的人归责的模式;二是自然可能的后果责任模式,即对无意通过人工智能实体进行任何攻击而只是深入参与人工智能实体的日常活动的程序员或用户归责的模式;三是直接责任模式,仅因人工智能实体自身原因实施犯罪而直接对之归责的模式。哈利维认为,惩罚人工智能不能实现报应与威慑,但可以实现康复和剥夺犯罪能力,绝大多数普通刑罚都可以适用于人工智能实体。哈利维有关人工智能的罪与罚,对传统刑法理论中的意志自由论与道义责任论提出了颠覆性挑战。哈利维对人工智能犯罪的分析缺乏现行法律基础,其理论研究具有探索性与建设性,对处于起始阶段的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研究

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存在脱靶效应、嵌合体效应的安全风险和损害人类尊严、侵害后代自由选择权、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伦理风险,有法律规制必要性。现有法律规制存在民法、行政法、刑法界限模糊,损害结果与路径高度不确定、结果难以归责等规范适用困境。应结合法益侵害与行为模式对责任边界加以明确,宜主张报应到预防理念转变重塑归责进路。据此,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基因编辑才可构成刑事犯罪;具有较低程度安全风险的基因编辑属于行政违法的范畴;仅侵犯胚胎人格权的行为属于民事违法。在归责层面,可建立客观归责论和规范责任论。

刑事合规的逻辑:制度史的考察与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合规不起诉制度的试点建设,但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刑事合规制度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美国的刑事合规经历了从弥补代位责任原则不足的抗辩事由到相对成熟的刑事激励制度的发展历程,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只有全面认知这项制度赖以生长和发展的经济需求、政策环境和理论基础,揭示其整体性的制度逻辑,才能消除认知误区,把握其发展的正确方向。刑事合规建设将成为一个杠杆,撬动我国企业犯罪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以及企业犯罪刑事归责体系的合理化改造。

论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件中过错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了一体化模式的过错要件事实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件中,统一适用过错推定归责原则,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现行规范对自由裁量的禁止使得该一体化模式存在局限性,难以满足侵权行为类型多样化的需求,亦不符合归责原则与分配规则的功能目的要求。应当基于侵权行为是否使用自动化技术与侵权主体类型两条类型化路径,构建三元归责模式,细化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采客观过错说,侵权行为以是否使用自动化技术为依据分别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分别由原告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符合《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主体特殊规定情形的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当事人双方均不承担举证责任。

过错在德国给付障碍法中的位置及其发展趋势探究——兼论我国合同法的相关制度

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主要是关涉过错是否为承担违约责任的必备要件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是我国民法学界的热点,在《合同法》制定的立法动议和草案讨论阶段,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更是达到了高潮。在《德国民法典》历史嬗变过程中,过错原则在违约责任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微妙的变动并且设置了新的规则,明确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特别是在给付障碍法中的变化及其蕴含的发展趋势,对我国合同违约归责原则的确定有很好的制度启发意义。

企业合规程序激励的中国模式

我国单位犯罪立法的显著片段性决定了,合规激励应当围绕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两条路径展开。单位责任路径以单位责任发生为前提,个人责任路径以单位意志存在为基础,否则,不能任意适用针对企业的合规监管程序。我国刑法中的单位归责模式以及有限度的起诉便宜原则共同决定了,合规程序激励机制的适用应有限度。基于对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的维护,其适用应限于轻罪。对于合规的效率价值应辩证看待,予以重视,但不能过分主张。在此意义上,不宜在“挂案”中开展合规监督。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减损了合规程序激励机制的效率价值,作为功能补偿,其犯罪预防价值更应得到重视。犯罪预防价值的发挥取决于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的企业合规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专项合规计划的适用是例外而非原则;即便倡导第三方独立监管,监督考察过程也应当坚持行政主导。

法秩序统一视野下“蛋壳脑袋”规则的刑法界限

“蛋壳脑袋”规则的要义是被害人的特殊体质不影响法律责任的认定。受民法归责分配理念的影响,对特殊体质案件的刑法评价出现了接纳“蛋壳脑袋”规则的趋势。“蛋壳脑袋”不但在理念层面抵触了责任主义原则;而且在实践功能维度,其对被害法益的保护只具有宣示价值,同时难以兼顾当事人间的利益平衡。被害人特殊体质案件法律评价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实现自我负责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的协调。在刑法上不承认法益损害后果的可分性,在民法上法益损害后果可以进行金钱量化;“蛋壳脑袋”规则虽然在民法评价上可以被正当化,但在刑法评价中不能被正当化,在刑法中仍然应当坚守责任主义立场。刑法和民法对“蛋壳脑袋”规则采取不同态度,并不违反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

共犯最小从属性说之再提倡——兼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

限制从属性说以正犯行为同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作为共犯的成立前提,因而面临无法有效应对新型网络共同犯罪的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该说中有着眼于帮助对象必须是他人的"犯罪",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的,也有以刑法分则条文的定罪机能为根据,提出"帮助犯正犯化"说的。但是,共犯的违法性不从属于正犯,正犯合法之时共犯亦可能违法,正犯违法之时共犯亦可能合法,因而应采取最小从属性说。在该说看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属于独立罪名这一意义上,具有正犯性,而在只有为他人"犯罪"提供帮助才能成立犯罪这一意义上,又具有共犯性,因而是一种介于正犯与共犯之间的"混合归责模式"。这种理解虽然看似违反形式逻辑,但其恰恰是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的忠实解读,且完全符合司法解释主张原则上应从属于正犯犯罪,但在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可以仅从属于正犯实行行为的态度。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困境与选择——以A省18位法官对改革的态度为切入点

新一轮司法改革目标、举措已经明朗,《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一新提法带来了许多期望、许多新举措,部分地方法院频频推出新动作,处于搁置状态的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再度进入"主政者"的视野。2014年10月,A省高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在全省15家法院启动了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以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为核心,优化审判资源配置,理顺审判权和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建立权责统一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对于此项改革,A省大众似乎趋于一致地认为,改革者已经寻找到了祛除"司法行政化"弊病之良药,法官的审判权必将遵循司法规律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但部分处于改革一线的法官们显得有点惘然、有点失落,甚至有些惶恐不安。他们有何种不安?不安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