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范确立:论陆游的当世接受

历史上典范作家及文学经典的产生,离不开特定时代读者群体的接受。陆游作为集士大夫、文人及学者等属性于一身的一个典型,其才学、爱国之忱、诗歌艺术在他生活的当世得到广泛认可接受,当世接受群体对他的全方位阐释,构成一种多元的批评性接受形态。作为陆游接受史上的第一批读者,其批评性接受群体涵括君主、朝野政要、学术宗师、文坛名家以及江湖名士,体现出陆游接受的普世性特征。就其接受的影响与效应而言,有周必大、张镃、戴复古、苏泂等对他的学习效法,孝宗对他的青睐激赏及由此而致的君臣遇合,蜀中、临安大众对他诗作的争相传诵,呈现出诗坛、朝堂、民间等宏阔时空中的多层次接受格局,体现了陆游对当世普遍而深刻的影响。陆游接受的时代性、普遍性与导向性,形成其当世接受的鲜明历史时代特征,具有独特文化与文学意蕴。陆游的当世接受,确立了其典范地位,开创了自宋以降数百年的陆游接受史,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

孔孟“孝治”思想及其当世价值研究

西周时期以血缘架构为基础,在政治秩序中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宗庙祭祀制”和严明的“丧服制”,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稳固的政治体系,开创了家齐国治的稳定局面。“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主张用“孝悌”来端正人伦关系,孟子通过“仁政”来发展孝治思想,从而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孔孟的“孝治”思想不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和谐人际关系、安定社会国家的积极意义,就于今天的社会现实而言也有和谐家庭关系、指引行孝之事的重要价值。

国史研究应注重资鉴当世

注重历史对当下的资鉴功能,是中国史学的悠久传统。唐高祖曾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P1641)而司马光主持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从其名称即彰显出资鉴功能。

古代墓志文的当世传播及其影响

墓志文的当世传播是指墓志文在产生及稍后的时代里,以稿本、录本或埋圹前所拓拓本形态存世而进行的传播。墓主至亲、撰文者、书丹者是最基本的墓志文传播主体,他们出于显亲扬名、传世信后、抒发哀情、劝世励俗等目的传播墓志文。前期的墓志传播以写本为主,拓印技术成熟、卷轴书画格式的形成与应用、雕版印刷的普及等,拓宽了墓志文的传播途径,借助这些技术,原来仅靠写本留世的墓志文的传播变得多元而丰富。在此背景下,撰者、亲属、友朋之间客观上形成了一股互相监督、约束、补充的力量,使撰者撰文、亲属刻石等都不能"一意孤行"。墓志文的一些叙事特点正是在这些复杂的牵扯、融合、替代中生成的。

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

以文学反映现实,提倡有为而作,这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苏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口号,要求文学要能揭出社会之弊端,以引起疗救。苏轼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创作理论,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有关;而作者要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则必须具有政治预见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不屈精神。

试论先秦儒家与法家义利观之比较及其当世价值

先秦儒家、法家作为诸子百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学派,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源远流长。义利之辩自古有之,而先秦儒、法是源头,对后世义利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义利观的问题上,在两家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的基础上,又有不同的侧重点,进一步比较分析、挖掘借鉴其丰富的义利观内涵,对构建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看待儒学的“当世之用”

近年来，我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掀起了一股“儒学热”，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扬无疑是件好事，但是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来看待如儒学的“当世之用”，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对国人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但世人对它的态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却又截然不同，无理性的追捧或是贬低，都不可取。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之，才是可取之道。

定调之功:论张炎的当世接受

张炎为宋末著名词人,其接受目前学界较多关注于清代,其实宋元之际张炎的接受已经开始。张炎交游者作为张炎接受史上的第一批读者,通过序跋、题辞、词话等方式,全方位阐释张炎的家世生平、雅士人格以及词与词学思想。当世者对张炎的接受确立了其典范地位,并开启了自宋以来的张炎接受史,于后世而言,具有定调之功。考察张炎的当世接受,有利于把握张炎接受的最初生态,继而构建完整的张炎接受史。

江户时代“雅俗”关系在“見立絵”中的表现——以春信、歌磨、国贞浮世绘美人画为例

"見立て"2是日本文学、艺能界中较为常用的一种主题表现方法。在凝聚了近世庶民特色的浮世绘版画中,画师引入了日本和歌文学中的表现手法"見立て",创造了浮世绘中特有的主题表现形式—"見立絵"。"見立絵"在绘画主题上融合了古典与当世的元素,成就了浮世绘"雅俗融合"的特点。18世纪至19世纪的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从"雅"至"俗"价值观转变的重要时期。以江户时代浮世绘美人画中的三大代表人物铃木春信、喜多川歌磨、歌川国贞的作品为例,采用纵向对比的研究方法,探讨江户时代"雅俗"关系的转变在"見立絵"中的体现。

近代中晚期当世曲学的初生与渐长

近代中晚期的当世曲学指的是1900至1919年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与这一时期创作的散曲、曲艺、小曲为研究对象撰写的曲学论著。其中最受关注并取得显著成绩的曲种当首推京剧。京剧之外,对以秦腔为代表的各地方戏的关注也是近代中晚期当世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曲艺、小曲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但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只是保留了一些随附于作品的序跋和题词。

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读张舜徽先生《戴震学记》

清代启蒙哲学家戴震痛感当时专制统治者肆意歪曲宋明理学,'以理杀人',以思想杀人,'而祸斯民',因而激起了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精神,起而以'解蔽斯能尽我生'的决心,觳然决然地通过重新解释经典以探求'圣人之道'。张舜徽先生则别具只眼,特在他所撰《戴震学记》里,大力揭示其苦心孤诣,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针对社会现实阐述了自己的见解。熟悉中国当代历史或有亲身感受的学人应该知道,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令人尊敬的。正是在这些地方,张先生在奉献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实现着一位学者的自我。

論秦觀詞的當世評價

通行的古代文學研究,一般是論當代評價和後代評價,常常輕視甚至忽視當世評價即文人在世時的時人評價。秦觀詞的評價,應將當世評價與詞人自己時代即宋代評價、後世歷代評價综合一起評價,才能得出科學、全面的結論,單方面的評價都是片面的。秦觀在世時,面對他,評價難免受到許多'非學理'因素的限制,特别是感情因素。純粹脱離當世評價的研究,往往遠離文學史'原生態',我們應重回'歷史現場',走進歷史真實,充分重視歷史'當事人'的評價,包括秦觀的自我評價,不應該輕易將後人的觀念强加給古人。

推进党史国史整体性研究,把握历史主流与本质

正确认识历史,须把握历史的主流与本质。然而,准确把握党史国史的主流与本质,单纯依靠当下盛行的微观研究和个案局部研究无法做到,必须推进党史国史整体性研究。

论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学理基础与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历史,是把新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联系起来并与现实和未来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历史。它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变革中延续下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彻底胜利的基础上缔造起来。

论汉初儒生的思想转向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当前学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问题,这主要涉及儒学如何现代转换以适应现代社会,并融入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汉代儒生融合儒法的努力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意义的。从理论上设计儒法合流的,主要是汉代那些儒生,但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汉初儒生的特点,在于思想上受荀学的影响较大,不少人还具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他们有个从迂阔到务实的思想转向,但他们身处过渡的社会环境,所言大多就事论事,没能形成庞大精微的理论体系。

朝鲜使臣笔下的田横及五百士

《燕行录》中所载朝鲜使臣的诗歌及各类文章,大多是明清时期留下的,他们笔下的田横及五百士,有的以"历史的牺牲者",有的以"后世的激励者",有的以"当世的揭发者"形象出现。这些作品体现了田横及五百士在韩国文学和民间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旨归(专题讨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逐步从中共党史研究中成长并成熟起来,其理论与方法也不断趋向完善和发展,并产生了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2019年增订版),努力构建着与中共党史研究相联系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赋予了国史研究及其理论与方法新思想、新认识、新内涵,需要国史研究全面而深入地推进本学科建设和学术理论建设,同时推动国史研究走融合创新发展之路,丰富和发展国史研究及其理论与方法。历史研究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国史研究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和特色,其理论与方法中基础性和关键性的问题是国史研究的对象、理论导向及学科属性问题。为了更好地研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旨归,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一起策划组织了本组专题讨论,结合国史学科发展建设中的若干认识与现实问题进行多方面探讨,以期引领和推动国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资治通鉴》简论

中国史家,习称前后两司马。司马迁网罗文献,继承家学,是非当世得失之林,批判地总结古史,写成《史记》一书,自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为历代正史创立了“纪传表志”的体例,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一千年之后,司马光出,直承《左传》,效法《汉纪》,把起自战国、下讫五代的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公元959)间事,按年记载。总为《通鉴》一书,自说:“因丘明(左传作者)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作者)简要之文”。编年而兼通史,消纳《十七史》于一编,比之司马迁又开拓了史学的新局面。所以两司马在史学方面的建树,都是宏伟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透视的民生情怀探析

民生是立国之本,执政之基。民生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它不仅关乎到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更关乎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和政权的巩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重大的社会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当前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旨在从生态环境的视角为社会民生建设提供新思路。

简论龚贤绘画思想

龚贤是清初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他是金陵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位于金陵八家之首。龚贤首先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立人格的诗人,体现在绘画上,他同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艺术精神。文章试从不媚当世、重"理"、尚士气三个角度分析龚贤的绘画思想,从源头上探索龚贤绘画风格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