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法理思考

变更诉讼请求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准确界定其范围并加以适当限制,对克服司法实务中因认识不一致而导致的混乱,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及贯彻诉讼经济的原则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诉讼请求的涵义及其变更的范围为切入点,分析了目前立法对诉讼请求的概括性规定所导致的妨碍公正和效益的弊端,并就如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变更及其对策

民事诉讼在动态进行中可能出现当事人变更的情形,进而影响整个诉讼程序的进行,但我国缺乏应对此情况的必要措施。应对当事人的变更,应将当事人的确定方式由实质性认定改为形式性,并从诉讼要件的构成出发对当事人变更的情况进行分别规定。在当事人变更的具体过程中,应将当事人的选择权与其自我责任相结合,维系诉讼效率与公正的平衡。

当事人增加制度的建构——试论对当事人变更制度的修正

文章通过对当事人变更制度的扬弃考察 ,设计了以第三人方式增加诉讼当事人 ,取代当事人变更制度 ,以便为解决诉讼中出现的当事人不适格问题提供一种新思路。即在诉讼过程中 ,当人民法院发现当事人一方实体不适格时 ,在尊重当事人处分权 ,征求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 ,不是以实体适格当事人更换实体不适格当事人 ,而是保留实体不适格当事人作程序当事人 。

任意当事人变更的必要性及其根据

在诉的诸要素中,关于法院和诉讼标的的选择错误都可以在诉中通过“移送管辖”或“变更诉讼请求”等方式进行修正,对于同样极具法律技术性的当事人确定问题,也有必要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允许原告在当事人选择错误时进行变更。在诉讼系属后,因发现当事人缺乏或失去当事人适格(诉讼实施权)而更换非正当当事人,由真正适格的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情形,通常被称为“当事人变更”。

任意的当事人变更制度的理论争议与现实考量

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遇有法定情形或者原当事人不适格时,由新的当事人进人诉讼,原当事人退出诉讼的制度,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称为当事人的更换或当事人的变更。当事人的变更分为法定的变更和任意的变更。法定的当事人变更,是指诉讼进程中出现了法定情形而发生的新当事人承继诉讼的制度。

比较法视野下的非正当当事人变更制度研究

非正当当事人这一概念伴随着形式当事人概念的发展而发展,在民事诉讼中已经获得了独立地位,要求通过程序的构建合理处理非正当当事人。我国现行立法对此内容未加规定,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前苏联与俄罗斯则分别形成了一套非正当当事人变更制度,分析三者制度运行的环境及存在价值,对我国的非正当当事人变更制度的研究大有裨益。在借鉴及构建非正当当事人变更制度的过程中,仍需要从理论系统性、立法沿革、司法实践的规范性以及与相邻制度的契合性出发,注意平衡涉及的几种价值理念。

我国执行当事人变更和追加制度之检视

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恒定原则与诉讼承担制度存在区别。在执行程序中,执行当事人随时可能因各种原因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执行当事人的变更和追加问题。我国的执行当事人变更和追加制度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应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

任意的当事人变更

作为一种常见的司法现象,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根据导致当事人变更的行为可分为三大学说。诉的变更说是德国通说,其无法在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文框架下获得立法支持,而且新当事人被旧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完全拘束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对新当事人非常不利。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是日本通说,其将当事人的变更视为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这两个可分现象,通过法律解释可以认为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能够适度地在新诉中被利用。特殊行为说作为改良学说登场,但无法说明与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的本质区别,且无法提出新当事人被旧当事人的诉讼结果所拘束的充分理由。在条件以及效果都没有显著不合适的情况下,应当支持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

不断完善当事人变更的现代民事诉讼制度

当事人的变更,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基于当事人的意思,原诉讼的当事人被变更或变动为新的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活动。当事人的变更包括法定的当事人变更和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法定的当事人变更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出现了某种情况,根据法律规定所发生的当事人变更。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因原诉讼当事人不适格而发生的当事人变更。

任意的当事人变更制度再探讨

民事诉讼奉行“不告不理”的处分权原则,法院针对何人与何事行使审判权取决于原告的起诉内容。当法院在诉讼中查明由原告所选择的诉讼主体与诉讼标的不相匹配而构成主体不适格时,通常也已获悉真正适格的当事人,此时是否应该允许当事人申请变更不适格主体、由变更后的当事人继续参与诉讼,理论上称为“任意的当事人变更”。

探讨任意当事人变更在我国的构建路径

作为当事人确定责任的必要救济与纠纷解决的应然要求,任意当事人变更制度的设置实有必要。若查明一方当事人并非该法律效果的正当归属主体,为了在同一诉讼程序中解决客观存在的、作为请求事实基础的民事争议,在维持法律效果与请求基础同一性的原则下,可以变更非正当当事人。

非正当当事人变更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非正当当事人变更制度的规定,但是客观上确实存在非正当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的可能性,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当事人进行更换也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尴尬。对于非正当当事人变更制度,需要从当事人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协调法官职权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综合考虑起诉要件、程序性证明等内容,结合民事诉讼程序动态发展和审级转换角度进行立法设计。

形式化原则下执行审查规则之检讨——从变更、追加当事人制度展开

执行程序中被奉为圭臬的形式化原则,在实践中屡次出现理解与适用的偏差,导致执行审查流于完全书面审查。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似乎未能充分考虑本土化执行体系的自洽性,转向与域外执行制度靠拢,实质作用可能式微。实际上,形式审查仍是围绕实体法律关系的审查方式,但在我国执行体系中需要相称的审查模式与救济手段辅佐才更具实效。作为关键的听证程序,理应从表征省略实质审理的略式程序出发,明确公益性、意思自治性的限制。同时,基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来源,结合实体法的具体规则是执行审查规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任意的当事人变更之再认识

关于任意的当事人变更,学说上存在诉之变更说、复合行为说以及特殊行为说三种观点。我国承袭苏联立法曾对其进行了粗略规定,随后又废止。理论研究及立法规则的缺位引发了制度的异化。从本质上而言,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是一个关涉诉讼经济与程序保障调和的利益衡量问题。在当下诉讼资源紧缺的司法环境下,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对任意的当事人变更制度的复位与完善应当跳出现有学说争议的框架,从诉讼经济的理念出发,同时兼顾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及程序保障,以类型化的视角完成对前提要件及程序效力的规则设置。

判定商标评审受理条件的基准时与商标评审当事人的变更——评广州电池厂诉商评委驳回商标评审申请通知案

商标评审程序中商标权发生转让,受让人未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书面声明承继转让人评审地位时应如何处理,在我国法律目前并无明确规定。在广州电池厂诉商标评审委员会驳回商标评审申请通知一案中,法院判决实质上填补了上述法律漏洞,认为:在商标争议程序中商标发生转让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依职权变更评审当事人,通知受让人参与商标评审程序;商标评审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应当以申请时的事实法律状态予以判定,商标评审委员会以原申请人因转让引证商标而不具有主体资格为由驳回商标评审申请缺乏法律依据。

论民事执行当事人的变更和追加

民事执行程序关系到债权人的权利。实践中存在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情况,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没有系统的规定。讨论了执行当事人调整的范围、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程序的启动方式以及变更和追加过程中的法律救济。

论协议变更合同准据法的问题

本文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出发,讨论了该原则中一个具体的问题,即当事人在确定了合同的准据法后,是否可以改变其原来的法律选择协议,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关于协议变更合同准据法的理论和制度性基础,考察了不同国家的理论分歧及立法差异,分析了其中的根源。作者认为,应该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出发来解决该问题,允许当事人变更原先的法律选择协议,但不得影响合同的有效性以及第三人的权利状况。其次讨论了各国立法例和司法实践在该问题上的具体的规则选择,分析了其中的利弊得失,就其中的具体问题的规定作出了明确分析。这其中主要包括协议变更的溯及力、协议变更合同准据法的有效性问题等。

仲裁第三人的内涵界定与理论定位

目前我国关于仲裁第三人的理论比较混乱，这些理论大都混淆了仲裁第三人同仲裁当事人变更、合并仲裁、仲裁协议第三人这几个概念的关系，因此有必要进行澄清，并将仲裁第三人在理论体系上给予准确定位。同时，本文经分析认为，从域外直接引进的“刺破公司面纱”、“集团公司”、“第三方受益人”等理论都不是针对仲裁第三人问题的理论，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存有重大误读。

律师代理公司更名业务中应注意的有关法律问题

当前公司名称变更十分普遍,特别是上市公司更名更是十分频繁,有些上市公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更名两次。由于公司名称变更是项法律性很强的工作,多数公司的更名工作是委托律师办理,或是要求律师出具详实的法律意见书。但是与公司频繁更名的现状相比,

许可执行之诉初探

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执行当事人变更情形，继而会产生实体性权利义务争议。台湾地区规定了许可执行之诉来解决此类争议，但是我国大陆并没有规定。现阶段我国有构建许可执行之诉的必要性同时也有法律依据，所以应从当事人、适用范围、管辖法院、提起期间和裁判的作出等方面来设计许可执行之诉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